小时候，父亲总是背对我，我只能跟在他的背影后面走路，从他的背影读生活。当我慢慢读懂生活、读懂世界，他却转过身来......
父亲，影响我一生的人
文/吉溪
5
刚去潭头小学读书时，父亲经常下村扫盲。
那时，国家实行大扫盲，所有农村妇女都必须识字，每个教师负责一片区域。
起初，父亲会带我下村，一走就是好几天。我像只蝴蝶，在陌生的村子里飞来飞去，疯疯癫癫的，看什么都新鲜。现在想来，儿时的记忆真的好像是飞满蝴蝶，那些翩然起舞的蝴蝶，我再也捕捉不到。
后来，父亲看管不过来，怕我乱跑，就叫母亲来学校照顾我。
到了二年级，父亲还是会经常下村扫盲，但母亲很少过来陪我了。那时，大姐已经读初中了，父亲有时会要她过来照顾我，有时会要我自己一个人睡。
我自己睡时，父亲会千叮咛万嘱托：不要栓门，不要栓门。
我还是害怕，还是会栓。
有一次，父亲一大早就回来了，我还在睡梦中，父亲敲了半天门我都没醒，我到现在都不清楚小孩子睡觉为什么会那么死。
父亲实在是没招了，用一根长长的木棍从窗户捅过来，都快捅到我人了，我才醒过来。
进屋后，父亲很是生气地说，叫你别栓门别栓门，怎么就是不听呢。
其实，跟着父亲去离家20里开外的地方读书，我也吃过不少苦。
父亲不仅要教书，还要想方设法养活我们六个孩子，单靠那点微薄的工资无疑举步维艰。他会想方设法提高家庭收入，让我们生活得更好。
每次回忆，生命中经历过的场景，会像电影胶片一样快速闪过，最先闪过的往往是最刻骨铭心的记忆场景。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刚跟他去潭头小学读书没多久，他就买了鱼苗要送回家，我只能跟着他回去。
当时教我语文的杨玲秀老师还劝我，别跟回去了，那么远，多遭罪啊。但我那时还太小，不敢一个人睡觉。
我至今还对那次走夜路的经历记忆犹新。
父亲牵着我的手，一路上都成了一幕令人惊恐的哑剧。
好象是走到罗星，天就黑了，没有月亮，连星星也没有一颗，真正的夜黑风高。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走到荒芜人烟大凉亭的那个令人魂飞魄散的大坡时，我总感觉路边的树在不停地摇摆着它的枝叶，好像是一只只魔爪正在向我伸来，总觉得路边阴暗的角落里仿佛隐藏着什么东西随时要向我扑来，我紧紧拽着父亲的手，心里一阵发毛，根本不敢左顾右盼。
突然，一阵莫名的鸟叫声传来，我颤栗问父亲，什么在叫。
父亲察觉到了我的恐惧，安抚我说，别害怕，是鸟叫。
我不由地加快了脚步，一路小跑似得赶到家，恐惧消除的那刻，发现自己虚脱得不行了。
母亲很是心疼地给我打来洗脚水，帮我揉搓着脚，然后一口口喂我饭，那是我记忆中，母亲最后一次给我喂饭。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又被父亲叫醒了，还要再赶20里路回学校上课。我那时只有7周岁，现在想想都佩服自己。
母亲不停说，造孽哦！
直到下了门口那个大坡，母亲还一直以怜爱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我。
后来，听大姐说，有一次，父亲买了口体积膨大的缸，她和父亲两个从潭头街一直扛到家，那可是20里路啊，想想都腿软，大姐也就读初中，个子小小的，累得她几次都想把缸砸了。
有时候想想，都觉得父亲太能吃苦了，我和姐姐只是偶尔跟着他吃一两次苦，于他却是家常便饭，他经常一个人挑着担摸黑赶回家。他挑过谷种、挑过锅碗瓢盆、挑过牲口等等，举不胜举，前一天晚上挑回去，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回学校。父亲的这种吃苦精神让我叹服。
我多次听父亲说，当年，他少小离家，去吉安读书，每次都是走路去，自备干粮，需要走两三天，一路上，鞋都得磨破好几双。
我听了都觉得难以置信。
父亲当年不满18岁，还是个未成年，走路去吉安，不敢想象。
读初中时，我去过一次吉安，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出远门，还是去遥远的吉安，印象中，坐了一天的车才到，感觉世界真是大到无边。
6
我小学是五年制，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有两个班。
大多数学生，一至五年级都在同一班级，五年来的同班同学基本维持不变。
我不一样。
我一年级是2班，二年级变成了1班，三年级又变成了2班，四五年级又变成了1班。
这都是父亲帮我安排的。
每次选班，父亲都尽量帮我安排他认为是比较好的老师。
父亲的出发点是好点，但有个不利的影响，我的同班同学总在变，不利于我同学关系的培养。
我记得，我一二三年级学习成绩很不错，低年级换班影响相对小些，到了四年级再换班，我的成绩一落千丈。
二年级时，我读1班，张美春老师当班主任，教语文，我和胡章华一个班，胡章华当时好象是从官田小学转过来，家住乌先岽的山脚下，我当时和他关系很好。初中毕业后，胡章华辍学，师从村里的普发哥哥学开货车。
我还清楚记得，普法哥哥奶奶去世时，他过来帮忙，穿着高筒靴，走路风风火火，看见我亲热地同我打招呼。
有些人，有些事，永远珍藏在记忆中，一次邂逅便定格成一张旧照片，隐约可见熟悉的笑容，只是物是人非，早已没有声音和气味，连颜色也开始变黄了。
那之后不久，便传来胡章华因车祸去世的消息。
小时候的记忆如此恍惚，却又如此清晰，闪动的黑白画面，让人泪如雨下。我还记得，我父亲下村做家访，胡章华在半山腰的屋檐下叉着腰喊：要我过来陪你吗？
升三年级时，我变成了2班，雷永发老师当班主任，和胡章华就分开了，当时还挺舍不得的。三年级时，我和李代发一个班，当时和李代发关系也挺好。
到了四年级，我突然又变成了1班。
回忆是一架老式留声机上的一张旧歌片。我清楚记得，有好几个三年级同班的同学看见我就质问我，你怎么跑去1班了。有次和李代发狭路相逢，他第一句话就说，你是个叛徒。
那时，已经比较大了，对同学关系看得比较重，已经和不少同学都形成了钢铁般的友谊。叛徒一词严重地打击了我，让我好几天喘不过气来，就像掉入了一个巨大的吸盘，很难自如呼吸，更别说原地起跳。
当时，电视剧《霍元甲》火便大江南北，里面就有出卖霍元甲的叛徒，我们对那个叛徒恨得咬牙切齿。
我虽然对叛徒的帽子耿耿于怀，但是也没办法摘掉。童年的生活是不可以选择的，由童年决定的人生似乎也很难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童年是我们此生的宿命。
记得，我走进四年级1班的教室报道时，大家齐刷刷用异样的目光盯着我，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父亲的这种安排，无形中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每次进教室，我都非常犹豫和彷徨，不断自我否定，不断追问自己，这是我该进的教室吗？我感觉自己的未来被一双无形的手夺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惆怅，抓住了我的心。
三年级期末考试，成绩最好的是张海英，她是三年级的留级生，考了第一名，我仅次于她，考了第二。但到了四年级，我的成绩一败涂地。
其实，怎么说呢，父亲还真帮我挑了个好老师，袁诗煌老师。
袁老师教学非常有水平，他一直把这帮学生硬是从小学四年级带到了初中三年级，那批学生后来成材的比较多。
比如，刘尚宝，当时潭头中学的天字一号人物，潭头读书届的天才，研究生毕业后，走上仕途，一路顺风顺水、气势如虹，成了潭头乡耀眼的传奇。刘尚明，仅次于刘尚宝的天字二号人物，博士毕业后，名副其实的大学教授。李代发，天字三号人物，如今的潭头中学校长，把潭头中学管理得声名鹊起，是现在潭头读书人的大确幸。这三驾马车，曾威震四方，无人能出其右，总让我想起各路江湖“三剑客”的威名。
袁诗煌老师主课教语文，后来还教过我们历史和地理。历史、地理都是辅课，中考不考，很多老师自己都不太懂，照着课本念几个章节就草草了事，有的念都不念，进教室，走几圈，再坐一会，拍拍屁股离开了，留下我们在教室乱成一锅粥。
相比照本宣科式的教学，袁诗煌老师致力于引导学生对知识产生兴趣。教地理，他手把手教我们如何看地图，他说，来来来，把地图拿出来，我教你们怎么看。我们在他的娓娓指引下，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浏览，听他讲每个国家的地形地貌，甚至风土人情，知识渊博得让我们惊叹，我们从来没有如此期待一堂副课快点到来。教历史，他身着中山装，迈着八字步进来，像说书一般演绎，连批带讲、嬉笑怒骂，让我们久久不能忘怀。
小学四年级时，我开始有点不合群，整天沉浸在《天方夜谭》的童话故事里，迷得神魂颠倒。有次上课，大家在齐声朗读，我虽坐第一排，就在袁诗煌老师眼皮底下，但我全然不顾，一直昏天黑地醉在《天方夜谭》的故事里。袁老师性格开放，很少对某个学生发火。但那次，他实在忍不住，坐于讲台，横眉怒目，抬手一捞，就把我的《天方夜谭》摔到门边的角落里。
虽然袁诗煌老师极力想拯救我，但怎么说呢，说到底，还是我自己的问题，太脆弱，适应能力太差，完全是温室里培养的骨朵，经不得半点风吹浪打。
就算有袁老师这样的铸造高手，也是无法把一块已经被斑斑锈迹侵蚀的铁淬炼成利剑的。
再说，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策马挥剑的骑士的。伯乐不常有，千里马更难寻，当年名震江湖的天字号，也只挤进去了三个。
7
父亲很少站在高屋建瓴的制高点给我们讲大道理，他一般用鞭辟入里的行动为我们答疑解惑。
我人生的困惑，都能在他的行动里找到解药。
我和哥哥姐姐们不一样。
哥哥姐姐从小参与农活，我打小跟父亲在潭头街读书，平时很少在家，家务活接触少。侄女文鹃出生后，主要任务是抱她，文鹃大了，又开始抱长根和军军，甚至芳芳，只有小侄女红红抱得少点。红红出生后，父母和二哥三哥已经分家了。但就算分家了，我干农活的机会也不多。当然，也不是不干，母亲出去干活，我也会跟着去，但主要还是起陪伴的作用。
我的这种“巨婴”状态，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父亲深知，这个世界不可能会凭空出现一架神秘的飞行器，悄悄把我接到一个安全的栖身地，谁能保证我就一定能跳脱农村呢，逃离农活呢。
为了我的出路，我甚至记得父亲还和大哥提过，要我初中毕业去大哥的技校读书。
人生总是变幻莫测，我在父亲身边过了太久的太平日子，终于到拐点了。父亲做的第一步，就是我小学毕业后，他马上调离了潭头小学，去了离家更近的神口小学。
虽然，父亲给出的理由是，母亲身体不好，他想离家近点，多为母亲分担一些劳作的压力。但我想，父亲肯定也考虑到，我是到了该离开他，开始独立生活的时候了。
儿童时代终究是要散场的。
如果说，儿童时期，父亲像是屋檐，为我遮风挡雨。少年时代，父亲则把我推下屋檐，让我接受风吹雨淋的洗礼。
记得，父亲把我送去潭头中学，帮我铺好被褥，临别时，说了句，你不再是小孩了，以后的生活得靠你自己。
是的，父亲说的没错。
我已经到了该与生活对抗的年纪了，从踏入潭头中学的那刻起，我要学会自己下饭盒、叠被子、洗衣服、用木桶打井水，这所有的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父亲的抽身，无疑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无忧无虑的童年将永远留在我的身后，我正式步入独立生活的少年。
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
一开始，我不会下饭盒，不是水放少了就是水放多了，由于下不好饭，我经常饿肚子。
生活五彩斑斓，千篇一律的美好只是一厢情愿。我在潭头中学的生活过得一塌糊涂。毫不忌讳地说，潭头中学的生活是我读书生涯的梦魇。
那里的卫生条件差到罄竹难书，无论我后来去过多偏远的乡村学校，我甚至去过青海的藏族学校参观，虽然条件艰苦，但从来没见过有比当时的潭头中学更脏、卫生更差的学校。
宿舍门口是臭水沟，不管四季如何轮回，每天都散发难闻的恶臭，经常有同学往沟里倒剩饭剩菜和各种垃圾，大半夜起来站宿舍门口或楼上拉屎撒尿，成群的苍蝇在狂乱地飞舞。
每次回宿舍，不管是醒时还是梦中，都怀着一种无法言说的悲壮。
我们有限的生活空间不断被臭水沟挤压，最后，都像沙漠深处泥潭里的鲶鱼，从偶尔挣扎到无力挣扎，再到顺应天命，大家都习以为常了，每天蹦蹦跳跳进出，还以为宿舍门口就应该有臭水沟。
有时候，环境真的会影响，甚至改变一个人，我们在臭水沟中生活得时间太久，都已经忘了卫生的味道。
那时，非常流行生疥疮，我不敢信誓旦旦说，每个住宿的学生都得过，但起码90%得过，无论男女，你要楞不承认，我也没办法。我二姐那么讲卫生的人，都幸免不了，回家传染给我大姐，那时我大姐早已不读书了，我看见她每天挽起高高的裤腿，使劲挠双腿触目惊心的红点点，骂着，死人个疥疮。
我很少见学校为我们的宿舍做过清洁，喷洒过消毒药水，清理过臭水沟，我们就像一群在里面自生自灭的虫子，全靠自身的抵抗力在里面粗粝地生存。每次手上长了疥疮，我都不好意思伸出手来写作业，感觉自己特脏，特丢人。
还记得，山坝姑姑的女儿定亲吉安，我跟随姑姑去参加定亲仪式，当时身上就有疥疮，表哥表嫂一眼就看出了我手上醒目的疥苍，一路上都离我远远的，不怎么和我说话，我当时都后悔死自己跟去了吉安。
吃饭也是，下课铃声一响，学生就像放出牢笼的野兽涌出教室，一路狂奔至厨房，疯抢自己的饭盒，你夺我抢间，经常把别人的饭盒翻得稀里哗啦响，白白的米饭全倒了出来。自己的饭盒被打翻了，就偷偷拿别人的，总不能饿肚子啊，躲起来吃完，饭盒随手一扔，我都不知道换了多少饭盒。
真不能怪学生跑去抢饭盒，因为你去晚了，你的饭盒可能就不见了，每到饭点，我们就像是一群放在架子上待烤的鹌鹑，在空隙里寻找微光，说不定谁就成了那个饭盒被打翻的牺牲品。当时，根本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就像我现在对这个动荡的世界缺乏了解一样。
我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还经常会做这样的梦：梦见自己去学校报道，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抢宿舍，抢床位，希望找个离苍蝇远点的床铺；梦见自己的饭盒被打翻了，被偷了，自己饿着肚子挺过了一个又一个难挨的夜晚；梦见自己的箱子被人撬了，里面东西全不见了，气得我直跺脚。
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也都非常佛系，教的好不好，学的好不好，都无所谓，似乎跟自己都没多大关系。老师全凭自己为师的良心去教，学生全凭自己想要的那股劲去学。
但说实话，就当时那种卫生状况，那种一盆散沙的管理状态，再怎么想要的学生，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大部分的学生都是一副温温吞吞、懒懒散散，人畜无害的样子，也有的在嬉皮笑脸，抑或玩世不恭里透着剑芒。
在潭头中学的这条大河里，有的浅浸，有的深潜，有的逐流，有的逆冲，有的越过翻滚的浪花成为冲浪高手，有的被翻滚的浪花裹挟成小水珠。
我无疑是后者。
身陷囹圄的我，就像是一只迷失的羔羊，刚去没几天，就因初中生活的水土不服，病倒了，发着高烧，我对童年美好生活的想念，交织在瑟瑟的寒风里和涩涩的泪水中。
我以为，少年的生活也可以如童年般纯真，以为可以单纯地生活一辈子，一辈子捉迷藏，一辈子肆无忌惮奔跑，一辈子在暖洋洋的下午一起笑，一起闹。哪里知道，这个一辈子如此善变，好像搭上一般飞速快车，过往风景一晃而过，不得已，也很无奈。
父亲闻讯后，过来看我，看见他的瞬间，一阵风拂过，像拂过撕裂的喉咙，我发出了沉沉的呜咽，仿佛是从胸腔里爆发的低沉的悲鸣。
我在心里有怪过父亲，为什么要调离潭头小学，让毫无思想准备的我，突然掉入这种水深火热的生活。
看见窗外飒飒的寒风呼啦啦吹进宿舍，我饿着肚子冻得瑟瑟发抖的状态，父亲似乎也陷入了沉思，觉得是不是不该过早放手，让我过早坠入滔天巨浪的惨烈。
但木已成舟，父亲也办法，离开时，他千叮咛万嘱咐：睡觉时记得把被子卷成一团，这样风就不会吹进来。
后来，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去街上买饭盒，路过乡政府门口，突然看见父亲坐在政府府门口花坛的沿上。
父亲也看见了我。
我喊了他一声，父亲哎了一声。我正要走过去，父亲却冲我摆手说，别过来了，跟同学走吧。
我就收住了脚步，怔在那儿，记忆曲水流觞，直到同学拉我胳膊，我走的时候，还回头看了父亲一眼，父亲已经扭头，把目光转向了别的地方。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父亲要去哪，为什么会一个人寂寞水云间地坐在那。
买完饭盒，我提前离开了同学，等我再返回去找父亲时，他已经离开了。我们就像两只狭路相逢的鸟，彼此打个招呼，就匆匆奔向了各自的飞行轨迹。
我一个人在街上走着，突然一股悲伤感铺天盖地涌上来，也压抑地让人想哭。我当时真的很不理解父亲为什么会这样，都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可是他一手带大的最小的儿子，我在他身边朝夕相处了五年，怎么刚分开就像不认识了一样呢。
当然，现在，我明白了，当时的我还处于“断乳期”，父亲只是不想触动彼此的天雷勾地火。
人生像是一场翻山越岭的旅途，有人站在山顶光芒万丈，有人在山谷身陷泥沼，有人艰难地走着上坡路，有人轻松地跑向下坡路。
面对外部环境的洪水滔天，父亲没有选择制造诺亚方舟逃避问题，而是选择大禹治水的方式解决问题。父亲深刻明白，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他大我太多，无法成为我人生的退路。
也就从那时起，父亲开始着手培养我独立自主的能力。
我虽然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但在父亲眼里，我却好像是农村这碗水面上的一滴油，与农村生活格格不入，这点完全不像父亲。
父亲虽然是个老师，动手能力超强，像斧头、锯子、刨子、凿子、铁锹、镐头，他都会用。农活中，除了因腿疾不能下水，耕犁耙不会，其它农活中的锄，搂，割，拔，捆，码，垛，碾，扬，筛，簸，淘、磨，无一不能。手工活尤其厉害，刨、锯、凿、削，学了就会，篾匠、木匠、泥瓦匠的手艺样样精通。
小时候，物质匮乏，父亲具有甘苦备尝的实践精神。他善于从周围学，从实践学，将实用主义精神发挥到了极致，父亲铸就和磨练出了很多农家本领和求生技能，总能想出自给自足的妙招满足各种生活所需，所用材质有的来自山里的石头、藤条、木料，也有的来自自家院落。只要周末回到家，就经常能看见父亲光着膀子扛杉树回来，叮叮当当，削皮，锯子锯，斧子劈，凿子凿，然后把饭桌子、板凳、猪栏，大板楼做好了。他会编篱笆、竹筐、篮子、火笼、簸箕、粪基，泥鳅笼等，会盖猪圈、削扁担、磨刀，还会修桌子、凳子和椅子。比如，家里的洗澡间是他盖起来的，用石头打地基，黄泥坯子砌墙，稻草苫屋顶，房梁、门窗都是木质的。有时候，看到父亲麻利的动作，就像是一个地道的农民。
不像我，读书都读傻了，什么也不会，动手能力差得惨不忍睹，家里出现一点小毛病都得花钱雇人来修。至今，我分不清高粱、麦子、小米，也吃不惯包子、馒头、花卷和面条。
对于自己的手巧和能干，父亲不以为然，他总说，能有什么办法，这都是孩子多，为了开源节流逼出来的本事。也正是父亲惊人的动手及勤俭持家的能力，才把我们六个兄弟姐妹养大成人，让我们平安度过了那些艰难的岁月。
为了把我这滴油融入农村这碗水里，父亲开始有意识培养我干农活的兴趣。在父亲看来，会不会做是一回事，而愿不愿意做，是另一回事。
电影《千与千寻》有句台词：不管前方的路有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
回到家，父亲会要我自己洗衣服，自己凉晒。奶奶每次都不让，奶奶说，哎呀，他一个小男孩，洗什么衣服。在奶奶面前，父亲也不好说什么。奶奶走后，他把自己身上刚出完汗的衣服脱下来，递给我说，去吧，去河里帮我洗洗，洗完晒好，我明天干活还要穿。我只好把汗津津的衣服卷入铁桶。
晚上，父亲会点着松木，领我去田野叉泥鳅，他总说，来来来，这有条大的，你试试，叉一下。田埂上留下我们深一脚浅一脚的鞋印。
有段时间，我很喜欢叉泥鳅，一到晚上就催促父亲早点动身。父亲会说，今晚你和你二姐一起去。我真和二姐出门了，叉得还不比父亲少。父亲看了竹篓里的泥鳅，露出了大海拥抱海岛的笑，欣慰地说，你是学会了哈。
父亲杀鸡宰鸭剖鱼的功夫了得，家里逢年过节，杀鸡宰鸭都是他，他能把鸡鸭收拾得干干净净，一个人蹲在小河边，认认真真拔去每一根毛。后来，父亲每次杀完鸡，用沸水烫完，会交给我：去，把这只鸡收拾了。
我做事没有父亲的那股认真、仔细，有毅力、有恒心的劲儿，拔一会儿，就像有千万只蚂蚁在嗜咬我的心，总想着逃离，父亲就会说，这点耐心都没有，你总不能一辈子不吃鸡肉吧。我只好弯下腰，继续一根根拔着紧贴肉皮上的细毛。
到了早上，他会叫我起来和他一起拉锯，说是锯柴禾。
我当然知道，被窝是青春的坟墓，但我生性疏懒，喜欢睡懒觉，父亲就一直在耳边喊，起来了起来了，日头都出来了。
我只好起床。
劳动是我们身为农民共同的归宿，这一生我们都无法不对劳动敏感，我们敬仰那些生命里充沛的劳作者，就像此刻，我和父亲游戏般的拉锯，在父亲看来，就算是轻微的，有也比没有强，父亲只是想通过干农活，让我体会生活的来之不易。
那把锯子很长，总是弯弯软软的，我不会使那股劲，拉着拉着，人仰马翻，锯子就卡在柴禾里，动弹不了。
父亲就会耐心地教我怎么用力，怎么拉得顺畅。
每次我说不会，父亲很少斥责我，总是慢条斯理地说，你看你堂弟小军，人家比你小，上次我和他拉，我一教他就会了，拉得还挺好。
胸中有丘壑，立马振山河。一听说堂弟都已经会了，我立马来了精神，我比堂弟大，他都会了，我怎么能落后于他呢。
我重整旗鼓，拉着拉着，慢慢地，我和长锯有了一种灵动的默契，越拉越好，阳光倾泻，木屑飞扬，落在我和父亲的脚上，一层层的。
击石乃有火，不击元无烟。
有段时间，太阳一出来，父亲就会叫我起床锯柴禾，就像植物按照时令精准地推动生命周期一样。门口的大马路上，一把笨拙的铁锯，一根粗壮却失去水分的木头，我和父亲你一下我一下地拉着锯，锯着锯着，我就满头大汗，气喘吁吁。
我和父亲之间也有会博弈，或者说是盘桓。每当我消极应对，但每次抬起头，发现父亲总是表现得情绪高涨，张力十足，带着一种不知疲倦的饶有兴趣，我只好躬下腰，安慰自己，再挺挺吧，他总有累的时候。
那时候，我不知道，父亲确实是对干活充满兴趣呢，还是，只是为了培养我劳动的兴趣，而故意产生一种虚张声势，或者说，大张旗鼓的兴趣。
这种感觉，就像我是一棵被父亲丢在沙漠里独自生存的仙人球，在我适应不了环境，快要枯萎时，他及时给我浇灌雨水，让我积蓄力量，有勇气和信心去迎接下一场雨季。
柴禾锯完，父亲还要我劈柴，他身先示范，先从小的开始，慢慢换成大的，实在劈不动的，就留给他处理。
接着，父亲领我上山砍柴，很粗壮的柴禾从山上一根根拖下来，放在路边，再一根根驮回来。大根的，我就和父亲一起扛。
起初，父亲会多承担点重量，慢慢地，根据我的承受力，一点点把重量移加给我，我在前面喊，不行，太重了。父亲就鼓励我，挺两步，快到家了。到家，父亲喊着口号，一二三，扔。我快速卸去肩头的重担。万丈霞光下，我满头大汗，父亲会说，哎呀，你现在比我都有力了。
堂弟挑着粪箕去山上捡干竹筒当引火柴，父亲就会把砍刀磨好，粪箕扁担找好，递给我，说，去吧，你跟他一起去。
我只好接过砍刀。
我还能说什么呢，堂弟比我小，人家都能去砍柴，我为什么不能去。父亲已经找到激励我的命门了。
有段时间，我经常和堂弟去对面的山上捡柴火。那时，大姐已经出嫁了。有次，大姐回来看父母，看见我挑着满满一担柴禾回来，非常惊讶地说，哎哟，爱平也会做功夫（家务活）了。
再后来，父亲又逼我跟三哥去白云山“勤工俭学”。我跟着三哥苦战了一个暑假，“勤工俭学”结束后，三哥给我发了一笔奖金，那是我人生通过劳动真正赚到的第一笔钱。我交给父亲，父亲却拍拍我肩膀说，这你自己赚来的，归你自己支配！
我捏着钱，忽然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他无所谓我能挣多少钱，他只是用细致入微的心思，告诉我艰辛无比的生活是什么模样。如果我连这点苦都吃不了，将来怎么去面对社会，怎么去独立生活呢。
有一年暑假，父亲非要我跟他去茶油山上锄草，我戴着五百度的镜片，在比我还高的杂草中，殚精竭力挥着锄头，汗水模糊了镜片，草齿划破了皮肤，父亲却还在后面挥着锄头狠狠追赶，喊着，那么慢，你这样种地能养活自己吗？我想看清父亲的脸，但我眼前一片模糊，我只听见自己不停喘着大气的声音。
对过去的回忆成了系在我身上的一根腰带，我至今还能想起父亲挥着锄头追赶我的神情，母亲说，你父亲这辈子也没扛过锄头上山锄草，回来他累得倒床上躺了好几天。
都说人生需要快乐，这我不否认，但人生的快乐往往是单纯的，甚至是肤浅的，而人生的苦累，却是深刻的。
我们这一生，谁都无法永远避免苦难，但只有小时候经历过，你才会对苦难刻骨铭心。苦难只是苦难，并非人生的财富，在苦难中学到的东西，才是最为珍贵的财宝。
这些都是父亲教会我的。
我忽然理解了父亲，理解他为什么要在我小学毕业后，调离潭头小学。他只是想告诉我，千万别在吃苦的年纪选择了安逸。潭头中学的独立生活虽然泥沙俱下，但于我是一种磨砺，那一路撒下的泪水，经历的打击和磨难，终究会在某一天，开出艳丽的花儿。
父亲就像暗夜明灯，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蕴含着他细致入微的良苦用心，也正是父亲的良苦用心，我对独立生活的恐惧，像尘土一样被时间的气息渐渐吹走，当我和以前那个别扭拧巴的自己和解时，我开始逐渐走向成熟。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文章已于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