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时候，我在县政府工作，是办公室的负责人。一个秋天的中午，刚过了下班的时间，政府的领导和办公室的其他工作人员都下班离开了办公室。因为那天是我负责值班，准备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
正准备关好门窗离开时，突然看到楼下政府大院的门外开进了一辆小车，那不是我们政府的车，政府的几辆车我都是熟悉的，都是政府几个领导的车子。开进来的车子是一辆普通的桑塔纳，车牌是外地的。
我伸头再往楼下瞧瞧时，车子已经开到了政府办公楼前的台阶边。车子停下后，车上下来了两个人。那两个人，一个年轻粗壮，一个年老瘦弱，那个年老瘦弱的身影似乎有些熟悉。
正在想着这有些熟悉的身影是谁时，一个人的脚步声从楼下由远而近“咚、咚、咚”的进了我的办公室。
转脸一看，进来的这个人就是楼下车上下来的那个年轻的身材粗壮的人。
我还没张嘴说话，进来的这个人先向我打起了招呼：“喂，请问主任，你们有领导在吗？”
“什么事？”我知道他喊我主任，是因为我办公室的门牌上有着“主任室”几个字。我一边回应着他，一边想，这人可能不是一般的人，说话这么大咧咧的。一般的人到政府来，见到政府的工作人员人都是喊领导的，找县领导更都是恭恭敬敬的了。他到政府办公室，看到办公室主任都没有那种客客气气的态度，而是问有没有政府的领导在，显然，他是熟悉政府的情况的，知道办公室主任不算政府的领导，只有县长们才算政府的领导。
“我们徐专员来了，他以前在这工作过。”听到我问他，这个进来的人向我介绍了情况。
‘“你们是？”我想进一步问清楚。
““S专区的。”
“徐专员是徐胜吗？”我的脑子一下子飞越到了二十多年前，想的了那个二十多年没有再见过面的，有段时间还被传说失踪了的县委书记徐胜。我随口问了他一下。
“是徐胜，他是专区副专员，现在已经离休了。”来人向我进一步介绍了情况。后来我知道这个年轻粗壮的年轻人是小车的司机，是一名部队退伍军人，是地区老干部局的。因为在地区老干部局工作，平时接触的都是那些离退休的老领导和那些已经成了新领导的那些老领导的老部下，养成了居高临下的习惯。
我说那个身影那么熟悉呢？确定了那个熟悉的身影就是徐胜书记，内心一阵阵激动。我一边安排这个年轻人坐下，一边电话向县政府的领导汇报。政府领导听到汇报后，再让我向县委的领导汇报，因为徐胜以前是这儿的书记。
电话向县委领导汇报后，县委领导指示要接待好，同时安排县委一名副书记陪同接待。我电话先打到政府招待所，让他们安排中午的午饭，然后跟着那个到我办公室的年轻个人一起到楼下迎接徐胜书记。
下楼的途中，记忆中的徐胜书记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一件件呈现在我的脑子里。
第一次和徐书记近距离接触，是年的秋天的一个星期天。那时父亲在县委办公室工作，母亲在县下面的一个农场，我在读小学，平时和父亲生活在县城。
星期天原本可以在家休息的，徐书记要下乡，要检查沿淮河两边乡村的秋收准备工作，要父亲和他一起去下面的乡村。我因为不要上学，又可以坐一次小车，这样的机会不多的，他扪下乡以前多数都是骑自行车的，也就随他们一起去了乡村。
我们乘坐一辆苏式的“嘎斯69”吉普车，这是地区才配给县里的一辆小车。车子在不是多平坦的淮河堤坝上颠簸着，堤坝上的行人不多，有时堤坝下吃草的黄牛还会跑到堤坝上在车子的旁边晃悠着，瞪着牛眼观望着很难看到的的汽车，司机不停地按着喇叭才能把它撵走。堤坝下的田野里，大豆、高粱都已经快要成熟，大豆的叶子绿中泛黄。高粱的穗子红中泛黑，微微低垂。
途中，徐书记不时的会叫司机停车，他自己下车去和堤坝上遇到的人说些什么，或者自己下车到堤坝下的庄稼地里，和在地里的社员谈论些什么。在途中我们还遇到一个挎着驳壳枪的人，看到我们的车子后，他向我们招了招手。车子在他面前停下后，徐书记让他上了车。挎驳壳枪的人是下面一个公社的书记，那时国家枪支管理的不严，县里、区里、甚至公社的主要领导都是配有枪支的，民兵和下面的武装部长也都是有枪支的。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枪支管理严了，都被收缴了上来。
上车的那个公社书记和徐书记谈论了一会工作，然后就下车了。
午饭是在一个叫做临北的公社办公室吃的。我们到达办公室时，办公室的值班人员立即喊来了公社的领导。父亲和徐书记以及公社的领导在办公室谈论着工作，我在办公室的外面玩耍。吃饭的时候，他们喊了我。午饭很简单，就是一大盆有着鸡蛋的面条。我们每人都有一个碗，每人需要吃多少，自己在盆里盛就行了。
午饭结束后，我们回来了，徐书记他们要准备第二天的’“三秋”会议。在以后的年代里，我在工作中和领导在一起吃饭的次数多的已经记不清了，有大领导，也有小领导，但是吃饭的情景我记的最清楚的就是和徐书记一起吃饭的这次。也是最温馨最舒服的这一次。
后来我们家也搬到县委大院住了，和徐书记的家庭也有了接触。
徐书记的家庭和普通人的家庭也是一样的，只是他对自己的子女要求更严格一些。因为我家和徐书记的家都住在了一个大院，我和他的几个子女成了玩伴，有的还是同学。他的孩子也是调皮的，爬树、打鸟，河里洗澡、庄稼地里拾草都是常干的事。不像现在的孩子，从记事开始就被看的死死的，每天都要学习，除了在家学，在学校学，还要到各种补习班、特色班学，自己一点玩的时间都没有。
我们住的那个大院子里有两棵枣树，枣树离我家和徐书记家不远，有一两百米的样子。枣子快熟时，院子里的孩子会去偷偷的爬到树上摘枣子吃。枣树长在办公室一个科长的家门口，科长的家人看到时会把爬在树上的孩子撵走，一是枣子还没有熟，二是怕孩子从树上摔下来，摔坏了孩子。又是到了枣子快熟的季节了，徐书记家的一个孩子偷偷的爬到了树上，去摘那快要成熟的枣子，正在摘时，那个科长的家人发现了，就喊他叫他下来。爬在树上的那个孩子一时摘的兴起，不理会树下那个科长的家人。那个家人没有办法直接去了徐书记家，向徐书记告状去了。听到科长家人的告状，徐书记急匆匆的和那个科长的家人一道来到那两棵枣树下。
看到父亲来了，徐书记家的那个孩子从树上飞快的爬下来，转头就跑。那个孩子跑的方向是往大院外面的那个方向，朝大院外面跑要经过那个科长家厨房的后门，跑到厨房时，徐书记也就快追到了厨房，那个孩子看看快追到跟前的父亲，想想这么一点事情，那个科长的家人把自己父亲都喊来了，越想越气。随手拎起厨房的一个小板凳砸向了厨房的锅台。看到孩子犯浑了，徐书记拾起孩子砸向锅台的板凳向孩子砸了过去。看到父亲真的生气发火了，孩子赶紧从厨房的后门向大院外跑了。徐书记不甘罢休，继续在后面撵着。孩子十一二岁，充满活力，越跑越远，徐书记抗战时期身体还受过伤，气喘吁吁的跟在后面。看父亲一直还跟在自己的身后，孩子跑到一条河边，一头跳了下去，往河对面游去了。看到孩子往河对面游去了，徐书记站在河边，喘了几口气，然后对着河对面喊，“那是小偷，快抓住他！”
河对面的行人可能没有听到他的喊声，也可能看到是个孩子，没有当做一回事。后来孩子被别人带着送回家后，也没有免了一顿责骂。
徐书记也是有着自己爱好的，一是爱好玩枪。二是爱好研究一些中草药，给一些找他的人看看病。徐书记随身总是带着一把小手枪，手枪用红绸布包着而不是放在枪套里，闲时他会用红绸布擦着那把小手枪。秋天的时候，他会带着一杆猎枪在下乡的途中打那些庄稼地里被发现的惊慌失措逃窜的野兔子。冬天，大雪纷飞的时候，他会一面下乡到那些有危房的村子里查看危房的情况，一面会用猎枪，猎击那些雪地中发现的小猎物。
他不光喜欢手枪、猎枪，长枪、机枪他也是喜欢的，一天的上午，在家看书的我突然听到“哒哒哒”几声激烈的枪声，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出门往发生枪声的地方跑去。发生枪声的地方是徐书记的家，在他家的门口。我看到是徐书记弯腰在看着一挺轻机枪。刚才那枪声就是那挺机枪发出的。
徐书记研究中草药，自己在门口的院子里种着几棵中草药。闲的时候还会给找他的一些病人用中草药治病。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的家属，胸部害疥疮，治疗一段时间没有效果，他知道后，把自己辛辛苦苦栽培了两三年的一棵叫做“过山龙”的中草药刨来起来，让那个工作人员拿回去，说用“过山龙”的根熬汤喝，可以把胸部的疥疮治好。
徐书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很关心的，他看到那个经常和他一起骑自行车下乡的小个子办公室工作人员骑的自行车有些破旧，骑起来很费劲时，硬要把自己骑的那辆好自行车换个那个工作人员，而他自己要骑办公室人员的那辆破旧自行车。他说自己比那个工作人员个子高一些，骑破旧自行车可能要省力些。
和其他的县委书记一样，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徐书记受到了造反派的冲击，被造反派拉去批斗了，被贴了大字报，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很快徐书记就失踪了，有传说是被一伙农民带走了。还有传说是徐书记害怕批斗，自己跑到山里躲藏起来了。
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徐书记突然在我们大院出现了，随着徐书记的出现，他们一家也就突然的从我们院子里搬走了，随着搬家的大卡车开走，他们的一家也就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
我从他家搬家后，再也没有见过他。算起来竟有二十七八年的时间了。
我和那个到我办公室的人一起走下楼去，徐书记站在车子的旁边。我先向前和徐书记打招呼：
“徐伯伯，还认识我吗？”
他看看我说；“认识，我在这工作时，你还是小孩。”
我和他们一起上了小车，带他们先到政府招待所。中午，县委的一位副书记陪着徐书记吃了午饭。按照徐书记的要求，中午的午饭很简单，没有喝酒，也没有大鱼大肉的烧菜。参加午饭的那位县委副书记几次要增加一些特色的烧菜时，都被徐书记婉言谢绝了。那位副书记中午吃的也没有尽兴，饭后徐书记告诉那位副书记说，县里的工作都很忙，不要再陪他了。那位副书记自己也没有再陪他的兴趣，乐得有理由离开了我们。
徐书记一共在县里活动了两天，他离休后在家闲时还在研究中草药，免费给一些找他的人看病。他这次来来县里是要倒下面的大巩山找一些中草药的。他说他以前常在那找一些中草药。两天里他还约见了在县里工作时一些还健在的熟人。他在大巩山寻找中草药时，却没能找的他要找的中草药。大巩山已经不是用来的样子了，一些地方被发现了金矿，被那些淘金者用炸药炸的面目全非了。原是满目翠绿的山林，看到的却是一个个的石坑，一堆堆的矿石，还有井架和选场里有着“轰隆隆”声音的机器。那些没被开采的山坡，虽然古木参天、绿树成片，但运输的需要，一条条道路穿行其中，破坏了山林的宁静，覆盖了一片片自由生长的绿草。
在陪同徐书记的两天里，我问起了他以前的事，他告诉我，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是被一些农村的社员带走了，那些社员是为了保护他，怕他再被造反派拉去批斗，怕他战争年代中受过伤的身体受不了，就以农村造反组织也要批斗他的理由带走了他，把他保护了起来。后来省委通知他参加省学习班后，重新安排了工作，调到了另外一个县担任县委书记，再后来担任了专区的副专员，再后来离休了。
徐书记是第二天的下午回去的，中午他陪那些原先和他一起工作的老部下吃了午饭。徐书记回去的这一二十年的时间里，再也没有见过他了。再后来也就听说他去世了，他也就永远的离开我们了。
没事的时候，我会时不时的想到徐书记。想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失踪，是老百姓对他的爱戴和保护，现在的领导往往不是失踪而是失联了。想想我参加工作后遇到的县委书记们，再也找不到徐书记那样的县委书记了，现在的县委书记都是上面派来或者外县调来的，他们在我们一般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些下属领导的面前都是摆着高高在上的面孔，他和你保持着距离，稍不满意就会训你。他们抽着从不自己花钱买的高档香烟，喝着公款报销的名酒，坐着超标准的专用小车，享受着专人的服务，下雨有人为他打伞，开会有人给他拎包、捧茶杯。那些一心上爬、买官卖官，贪污受贿，投机专营的更是屡见不鲜了。象徐书记那样的县委书记已经很难见到了，他们失踪了，真的失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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