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八月，梁从诫先生到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参加学术会议，当时正好我在那个中心做访问研究，他到我家做客，在交谈时，谈起他和父亲及祖父这三代知识份子在中国的命运。
考上举人，考官赐婚
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见到梁从诫的人，都自然地把他和他的祖父联到一起，因为他祖父是鼎鼎大名的梁启超。梁从诫谈起祖父，也肃然起敬。
他讲述说∶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20岁考上举人。当时朝廷主考官是礼部侍郎（后为礼部尚书）李云端。李特别欣赏祖父那一手好文章，看到那纯熟的文字和老道功力，以为祖父是中年以上。待当堂见面，才发现梁启超是个英俊少年，李考官当堂决定，将妹妹赐给祖父为妻。梁从诫笑道∶“就这么决定了我奶奶是谁。”梁启超毫无选择余地，只有叩头谢恩。稍后，一位地方主考官对李云端说∶让你抢先了一步，我原想把女儿给他。
康梁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随老师康有为出逃日本。在日本办报，初与孙中山合作，后因观点不同而分道扬镳。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复辟，著龙袍称帝。梁启超对此坚决反对，动员学生蔡锷将军起兵讨袁。58岁时，梁因病逝世。
梁启超在日本留学时，有了儿子梁思成。梁思成自幼聪颖过人。当时美国倡议把庚子年八国联军的清廷赔款减退，为中国兴办文化教育事业；用这笔“庚子款”建了“庚子学校”，专门培养中国理工人才。
梁思成和太太林徽音都考入这所学校，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拔去美国继续读建筑。梁从诫回忆说∶“父亲不仅学习超群，还是能工巧匠，去美前，曾亲手做了一个铜镜送给母亲。他们到美国后，母亲成为第一个在美读建筑的中国女生。”
“年，他们学成返回中国，父亲在东北大学创建了建筑系并任系主任。抗战前，父亲到北平中国营造学社工作。当时月薪四百银元。”面对北京飞涨的物价和知识份子的穷酸处境，梁从诫感叹说，当时四百银元相当值钱，因一个保姆月薪才两个银元即可生活；差别非常大。据可查到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年发薪帐目，图书馆长李大钊月薪六百银元。
设计国徽、纪念碑
“七.七”事变后，梁思成一家逃离北平。梁从诫问母亲为什麽要逃，林徽音说∶不愿当亡国奴，不愿看日本旗。他们在长沙租屋住下。但日机第一次轰炸，就把他们的住屋炸毁，庆幸那天全家外出。梁从诫说，他仅有的童年记忆是跟母亲在瓦砾中挖家里的东西，母亲找能用的炊具，他找积木。那年他五岁。
不久他腿上长了疥疮，母亲患了严重肺病，一家人贫病交加。长沙无法存身，全家又移居到重庆乡下。一天，梁从诫问母亲，如果日本人打到重庆，我们往哪儿逃？林徽音指著门前那条河说∶投河去死！幼小的梁从诫惊恐地拉著母亲的手说∶那我怎么办呢？林徽音一字一句地说∶国之不存，怎顾得你！她就是这样一位执拗、方刚的女性，这种刚烈的性格给她一生带来悲剧。
回国后，他在北京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并任系主任、教授，夫妻俩全心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他们夫妇深得周恩来器重，不久，梁思成出任了国旗设计小组组长，后又出任天安门广场英雄纪念碑设计组长。国徽全国招标，林徽音的设计草图一下子“中标”。
北京古城墙万万拆不得
但好景不常，很快他们与党发生冲突，起因是拆北京城墙。当时的北京城墙可称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城墙，环城长达四十公里，有七百年历史，元朝就开工，明初建成，比明末建的八达岭还早，可谓真砖真墙真古董。中共要拆，梁思成和林徽音都坚决反对，认为无论从历史价值、建筑价值、美学价值，或者从给後人留点古迹的角度，都万万拆不得。
倔强的林徽音直闯当时北京市长彭真的办公室，跟彭真大吵一顿。彭真既不懂建筑，也不懂美学，说不过林徽音，只得端出“底牌”∶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毛当时批示∶城墙是封建象徵，是皇帝挡农民的。今天党与人民心连心，不需要墙。林徽音只好退一步说∶可以把它改建成环城公园，在城墙上栽花、种葡萄藤，再放上长椅，在各处修登城墙梯道，在交通要道开口通车，这样，北京市民皆可在此休息娱乐，又可淡化“封建象徵”。
梁从诫说到此，特别感慨∶如果当年能采纳我母亲的意见，今天北京城墙将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壮景，不知游览外汇能增加多少，因为仅仅一个光秃秃的长城，就有成千上万的外国游客；而且北京城墙还可解决北京公园少，游人拥挤，以至假日傍晚谈恋爱，公园一条椅子要同时挤两、三对的窘困现状。
梁从诫成了“梁三子”
梁从诫身上自小就显现出祖父和父亲的遗传与影响，他也聪明、好学、刻苦。二十二岁大学毕业，一九五八年又考上研究生，导师是苏联专家，攻读世界史、美国史，研究罗斯福新政。毕业後到云南大学任教。一九六二年，刚满三十岁的梁从诫调回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准备一展才华。
但文化革命来了，梁从诫的名字变成了“梁三子”∶批斗的牌子写著∶保皇党的孙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修正主义的苗子。批判後，他被下放到江西乡下“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他学会了种地、扶犁、焊接，会开各种型号的拖拉机；他像父亲一样，也有著能工巧匠的素质，居然学得一手好木工，到过他家的朋友发现，那精巧的桌椅柜和书架等，都是主人的手艺。八年後，他被允许返回北京。七九、八Ｏ年，他有两次机会在北京为美国访问团会见邓小平做翻译。
三代人选择越来越小
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三代人走了一条共同的忧国忧民、报效国家的典型中国知识份子的人生道路。我请教梁先生怎样看待他们三代人的共同点和差异。他不假思索地说∶最大的共同点是都有强烈的责任感和爱国心。为了这种责任、爱国，而不顾个人；但三代人都是失败者。他们都不喜欢政治，但政治都找上门来。
谈到三代人的不同，他有些悲怆地说∶一代不如一代。学问祖父最大，父亲在建筑学上很有成就，我只是对中国现实的了解比祖父和父亲都深，在社会底层八年，直接感受到老百姓的痛苦。
梁从诫先生已是第三次访美。我问他感受，他直截了当∶“多元。这里让人有更多选择。我们三代人的最大悲剧是选择越来越小。”
复杂的民族情结
梁从诫後来做了北京文化书院副院长。虽然一生坎坷，但他仍对国家有著深深的爱。他告诉我，母亲也是这样，当年肺病非常严重时还坚持画“国徽”草图。後来手都拿不动笔，呼吁困难，还支撑著画完大纲，最後细部由父亲和朋友等完成。
——原载美国《世界日报》周刊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五日（转载时有删节）
作者注∶今天看到梁从诫先生去世的消息，一阵伤感。把网络时代之前的旧文打字（只有个别字的修正），发到网络以悼念梁先生。他们祖父三代人失败的原因，值得所有中国知识份子思考——二Ｏ一Ｏ年十月二十九日。
虽然网络上及维基百科等，都是用“林徽因”，但当年跟梁从诫访谈时，他用的是“林徽音”。後来梁从诫给他母亲出了本文集，分别在台湾天下出版社和中国百花出版社出版，书名也是《林徽音文集》，所以，为尊重梁先生的意愿，本文用的是“林徽音”。据查，林徽音是梁从诫母亲的本名，後因跟别人重名，改成林徽因。但梁从诫执意用“林徽音”这个原名，没有问过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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