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送我一套《王鼎鈞回忆录四部曲》，分为《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
作者王鼎鈞，为著名旅美华人作家。年出生于原籍山东的他，历经抗战和内战，后到台湾，晚年赴美。其人生角色几经变换——曾当过抗日游击队员、流亡学生、国民党宪兵、解放军俘虏、台湾报社主编……九十多年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个人版的中国现当代史。何况他本人是作家，用文字展示自己的一生，更是得心应手。因此他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
在序言中，王鼎鈞先生引用了台湾著名诗人痖弦的名句：“今天的云抄袭昨天的云。”然后他解释说：“一本回忆录是一片昨天的云，使云片再现，就是这本书的情义所在。”
我多次说过，如果从还原历史的角度讲，个人回忆录是很难作为真实的史料来看待的。因为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作者很难不有所遗忘，有所模糊，有所隐瞒，有所夸张，甚至编造……尤其那些政要的回忆录，往往还要成立一个班子来“集体写作”，而且还有不少“原则”来“规范”，如果读者期待着从这样的文字中找到重要的“历史发现”，那基本上不太可能。所以完全靠个人回忆录去考证历史，基本上不靠谱。
当然，我并不因此而否认个人回忆录的价值，至少某些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经过，还是有参考价值的，而且对同一事件，只要我们以不同的史料相互比较，还是可以接近真相的。
相比之下，普通老百姓的回忆录更可信一些，因为功利心要少得多——他没有必要隐瞒和编造，因而不但有更多的真事情，也有更多的真性情。作为著名作家，王鼎鈞先生也许还不算“普通老百姓”，但他毕竟不是赫赫有名的权势人物，即使在当代中国作家的行列中，他也没有如李敖、柏杨、余光中、白先勇、龙应台等作家那样一流的知名度。所以，把他放在十多亿中国人中，他确实也可以算一个普通百姓。
他这套《回忆录四部曲》，写的都是自己从出生到暮年的生活道路，都是寻常中国人的寻常事，如他自己所说：“回忆录不预设规格，不预谋效果。”而“不预谋效果”的回忆录便超越了大人物写回忆录时或隐或现的功利心。
不过，即使是小人物，因大时代的缘故，其生平经历便打上了历史的烙印。20世纪，对世界是一段风起云涌的历史，于中国是一个摧枯拉朽的时代。剔除枝蔓，仅粗线条地罗列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两岸对峙这几件大事，都深远地影响了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反过来，这几十年中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沉浮和喜怒哀乐，都折射出大时代的风云。
因此，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便显出了意义，这个意义即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高华所说：“让我们知道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过去的二十世纪所经历的痛苦和所怀抱的梦想、希望。”
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共一百余万字，分别为《昨天的云》（写故乡、家庭和抗战初期的遭遇）、《怒目少年》（写他在抗战中作为流亡中学生辗转安徽阜阳、陕西汉阴等地的颠沛流离、见闻与思考）、《关山夺路》（国共内战中，从宪兵到俘虏，从大陆去台湾的经历）、《文学江湖》（写在台湾三十年的办报撰文的文字生涯，从个人的视角感受记录了台湾的大历史和一己的小悲欢）。
该书的封二印着一段话：“从年到年，王鼎钧历时10年陆续发表‘回忆录四部曲’。这四卷书融人生经历、审美观照与深刻哲思于一体，显示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
我觉得，这样的评价略有夸张，但作为二十世纪有血有肉的个人史，这四卷书还是值得一读的。
面对这样的鸿篇巨制，我无力做全面的评述。只想就书中的几个细节谈谈感想。
最近几年，媒体批评一些人歪曲历史的手法之一，就是将历史“碎片化”，以零星琐屑的“碎片”取代历史，以偶然否定必然。我理解，这里所说历史的“碎片”，指的就是历史的“细节”。
是的，宏大的历史有其自身的逻辑与不可抗拒的力量，后人仅仅以局部的甚至是偶然的“碎片”是难以解释整个历史进程的，哪怕把这“碎片”擦得多么明亮耀眼。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无论多么宏大的历史，它都不是空洞的，而是由一个又一个事件构成，由一个又一个人物推动，它是丰满的，立体的，又是多彩的，形象的。不是所有的“碎片”都能反映历史的真相，但也不是所有的“碎片”都不能反映历史的必然。
举一个例子。
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起程前往北平时，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呀。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也说：“我们应该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在中国共产党28年夺取全国政权的浩浩征途中，这无疑是一个细节，或者说是一个“碎片”，但这个细节（碎片）却表现了中国共产党豪迈的自信与深远的忧患。所以毛周两人之间这短短的对话，在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久久不绝的回响。
用这几句对话来评价当时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心态与情怀，你能说这是“肢解历史”“歪曲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吗？
显然不能。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碎片”，而在于是怎样的“碎片”。
我从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中，读到几个细节（碎片），感慨良多。
王鼎钧先生写到了年3月，国军与日军在临沂的一次战役，这是台儿庄会战的一部分。
作者写道——
两军血战，伤亡难计，国军部队的连长几乎都换了人。
一位老太太的儿子在张自忠将军部下担任班长，一个冲锋下来，连长阵亡，排长升为连长，这位班长奉命担任排长。又一个冲锋下来，新任连长阵亡，这位刚刚升上来的排长奉命代理连长。一日之内，连升三级，再一个冲锋，他也壮烈牺牲，这回不用再派人当连长当排长了，全连官兵没剩下几个人。
那时，日本有世界第一流的陆军，板垣师团又是日本陆军的精锐，却在这场战役中一再败退。
真是气壮山河！作者还这样分析道——
在那以步枪为主要武器的战场上，一个训练良好的步兵装子弹，举枪，瞄准，扣扳机，击发，子弹射中目标，一共需要十秒钟，而在这十秒钟内，对方另一个训练良好的士兵可以跃进五十公尺。
这就是说，如果在五十公尺以内，有两个敌兵同时向你冲过来，你只能射死其中一个，另一个冲上来，你只有和他拼刺刀。
可是，同时有十个敌兵冲上来，你怎么办？
所以，那时候就应该知道，“人海战术”是有用的。
这几段话让我很难受。我知道抗战中，一般情况下，中国军人和日本鬼子的死亡比例是5:1，即牺牲五个中国军人，才能打死一个日本鬼子。当然，我至今不是太相信这个比例，但中国军人伤亡数字远在日本鬼子之上，这是事实。我想到去年我亲临台儿庄战役遗址参观，知道所谓“台儿庄大捷”，是以中国军队沉重的伤亡代价取得的。在历时1个月的激战中，中国军队约29万人参战，日军参战人数约5万人。中方伤亡约5万余人，毙伤日军约2万余人（日军自报伤亡人）。
正因为如此，抗战中的中国军人，无论国军还是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都是十分英勇悲壮的。
正是无数这样的“历史碎片”赋予今天的我们以热泪盈眶的感动。
还有一些细节让我匪夷所思，完全突破了我想象力——
峄县南关的教会收容了许多难民，一个喝了酒的日本兵带着刺刀硬闯了进去，要找“花姑娘”，在搜寻的过程中，杀了好几个中国人。院子里有许多壮丁，看见那日本兵杀了一个又一个，眼也红了，就到厨房一人拿一根木柴，一拥而上，把那个小日本鬼子乱棍打死。
读到这里，我们可能都会担心，这可不得了，日本人能够罢休吗？一定会来更多的日本兵，血洗教会。
但结果居然是——
日本人去教会调查，最后承认是他们自己的错。
也许有人会说，这个细节太特殊了，是偶然的个别，不能反映日本鬼子的本质。但是，日本已经占领了那座县城，他们当务之急是要管理，也要“赢得民心”，不能“胡乱”。同样是日本军队武装占领，有“南京大屠杀”，不等于一定就会有“北京大屠杀”，这不也是“历史的本质”吗？
把这个细节放在作者描述的大情景中，他并没有丝毫为日本人开脱的意思，他对日本人刻骨仇恨，他只是记下了自己流亡途中的一次亲身经历而已。
作为流亡学生的少年王鼎钧，当年从山东到安徽，再到陕西，一路上要经历无数关卡。作者写到一个细节——
检查行李由中国人动手，日兵监看。检查员一面翻箱倒柜，一面偷看日兵的脸色，如果日本心不在焉，他就马虎一点。
这和我们在电影电视剧里面看到的汉奸太不一样了，那些汉奸都是一副凶恶样，对自己的同胞轻则刁难，重则打骂。这样的汉奸是真实的。但作者写的这些汉奸也是真实的。
也是在过关卡的时候，面对一名伪军上校的盘问，作者和一群女生犯难了，如果说实话就过不去，因为日本人就是追查这些流亡学生，但如果不说实话，那军官是很难骗过的。“我们编好的谎话，他摇头不听，我们提出的探亲证明，他摆手不看，一定要我们实话实说，才肯放行。可是，说了实话真能过关吗？万一结果相反呢？当时的情况危险极了，可是也简单极了，拖到不能再拖的时候，那位漂亮的女生在上校的耳旁悄悄说了一句：‘我们是到阜阳升学的学生。’真没有想到，上校很爽快：你早说这句话，不早就过河了吗？他真的听到实话就放行，他这样做，为的证明他也支持抗战，身在曹营心在汉。”
这样的汉奸，我绝对相信，在历史中也是真实存在的。
还有一段也让我无比感慨——
七七事变发生后，有一个青年对他的母亲说：“我已经十八岁了，不应该留在家里，我要去参加抗战。”
母亲非常感动，问他打算跟谁一起。
他说：“我去参加八路军，您看好不好？”
母亲说：“很好！很好！”动手为儿子准备行李。
三年后，这个青年的弟弟对母亲说：“我也十八岁了，我要参加抗战。”
母亲非常感动，问他打算跟谁一起。
他说：“我去参加中央军，您看好不好？”
母亲说：“很好！很好！”动手为儿子准备行李。
可怜的老百姓，可爱的青年，他们怎能料到，他们以后用很多很多时间互相厮杀。
那时，有人到大后方（后来叫做国统区），有人去解放区（当时也叫共区）。大半由因缘决定，人人以为殊途同归，谁能料到这一步跨出去，后来竟是刀山血海，你死我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二十二中的老同学屡次受到严厉的责问：你当年为什么不投奔解放区？被问的人哑口无言，因为它实在没有答案。
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当时的选择就是一个偶然的细节，但在天翻地覆的时代风云中，这所谓的“偶然的细节”，却决定了选择者后来一生必然的命运。
作者这里说到的二十二中，也是值得大写特写的。当时国军将领李仙洲将山东的流亡学生收容起来，办了一所成城中学（寓意“众志成城”），并亲自担任校长。后来这所学校由国家来办，定名国立第二十二中学，一切经费包括学生的生活费，都由教育部负责。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说：“孩子进流亡学校，至少他的父母不会去当汉奸。”当时，沦陷区流亡学生在后方中等以上学校读书，先是政府负责费用，后来改成贷金（实际上学生毕业后是否还贷全看个人情况），这一笔庞大的费用，在国家财务支出上仅次于军费。要知道，那是在非常艰苦的抗战年代！当年国民政府对教育的重视——还不仅仅是对西南联大等高等教育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作为校长的李仙洲，就学术而言，正如作者说：“不能拿他跟胡适、张伯苓比，你得拿他跟同时代的总司令比。”但他对二十二中的学生，那是发自内心的疼爱。在宣布成城中学已由教育部核准改为国立第二十二中学的时候，他对全校孩子说：“我感觉山东父老对我的信任，我决不辜负他们的期望，我能带十万大军，也一定能带好你们这些娃娃！”此语一出，掌声雷动。李仙洲几次举手示意，掌声并不停止。作者写道：“许多同学是一面流泪一面鼓掌的。”
作者还回忆了一个细节——
操场旁边、接近教室的地方有几口水缸，炊事班每天烧些开水倒在里面，供学生饮用。每天早操后、晚自习前，同学们拿着搪瓷漱口杯叮叮当当抢开水。这天李校长吩咐炊事班长：“别让那些孩子喝生水，开水要管够，水缸不许见底。”此语一出，开水用之不竭，脚气疥疮都烫得舒舒服服。
所以，几十年后，当年二十二中的孩子们一提起他们的老校长，依然流泪，甚至老泪纵横。
有时候，宏大的历史画卷，因细节的魅力而亲切，因碎片的生命而鲜活。
这就是我愿意给大家推荐此书的原因。
年5月25日
1.本茶馆不定期会有广告文案，我早有说明：《直言不讳答网友：我不会接受任何道德绑架》。请感到不适者自行离去。
2.请勿在后台给我发消息，我一般不看后台消息，因为每天铺天盖地的“求助”我无法一一回应和满足，请理解！有事在每天的文章后留言即可。
几篇重要文章，欢迎点击阅读
01直言不讳答网友：我不会接受任何道德绑架
02不做“意见领袖”，不为“圈粉”写作
03别老想着请教别人，只有你自己能够帮你自己
04了解和加入新教育实验指南
鼓励原创，随意打赏
有缘相逢，来者皆客，欢迎再来！
（特别提示：拙著在各网站都有售，感兴趣的朋友自行前往搜索购买就是了。我这里就不单独提供链接了。）
欢迎扫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