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新洲四中校友文学艺术作品捐赠仪式”在母校科技楼隆重举行，我与洪德彪、王腊波、吴幼春等15位历届四中毕业生向母校捐赠了部分文学艺术作品。新洲区老领导陈志平、68届校友、著名企业家唐女士等发表讲话，区教育局书记朱癸斌、四中校长黄建平、书记蔡金发致欢迎辞。长江日报、新洲报、微新洲等媒体对活动进行了报道。
我们78届同学即将在武汉举行毕业40周年聚会，此时此刻，不禁多有感慨，但实在没时间去写点什么，只好将拙著《寻觅圣山》有关四中学习、生活的内容发布如下。以纪那难忘的青春岁月，庆祝我们的同学聚会，向老师们、母校、同学们致敬问好。
第四章高中生涯
一、新洲四中
二、我们的老师
三、国殇、下台与上台
四、高一
五、艰难岁月
六、躁动的青春
七、恢复高考
八、冲刺与决战
一、新洲四中
通过父亲、三叔的一番努力，在大队书记和主持正义的老师的帮助下，我终于上了高中。
年9月1日，我们来到四中报到，我是和我湾的云南及邻湾的水松一起去的。那天，我们什么也没带，包括学费啊、书啊、行李啊，什么都没带。主要是报到，看老师如何分班。四中开始只准备招三个班，后来扩招了一个班。我们这一届的同学有多人。我分在二班，这是所谓的机电班。哪儿懂什么机械电子哟，典型的乱点鸳鸯谱。还有什么文艺班，农技班。如果到文艺班我倒是比较满意，但是，学学农业技术、农业机械也不错。服从组织安排吧，没去找老师换班。
报到、分班之后，班主任陈老师给我们讲了讲有关事宜。首先点了下名，大家互相认识认识。他说，现在大家是高中生了，要讲团结、讲纪律，要好好学习。还要求我们住读，在学校吃饭。陈老师还说，今天报到后，同学们先回家去，将学习用品、行李、生活用具带来。吃饭就在学校食堂吃，有粮票的交粮票，没粮票的就带米来。明天来正式上课。
于是，我们回家拿东西，按时到校上课。班上的同学，除了有几个家住学校附近的外大都住校。我们三十多个男生住在一个大寝室里。象曾波、陈红、陶金霞等几个吃商品粮的同学也未在学校住读。一是他（她）们家离学校不远，大约只有1公里路程，二是学校条件比较艰苦，他们可能一下子适应不了，故而也未在校住读。
在我的印象中，毛泽东时代留给人们的美好回忆主要有：社会风尚较好，治安环境较好；再就是那时国家对教育的投入挺多，我们读书基本上不交学费，住宿也不用交钱。不象现在这样，高额学费使很多人上不起学，或者，使一般的家庭增添了沉重的负担。
四中离我家约2公里路，我们沿公路走，经过新集街，三四十分钟就到了。四中是新洲还算不错的一所高级中学，在全区范围内招生。我们读书那会儿主要招东半县的学生，也有少数外地学生，如城区的学生，象程亚等。
四中原来是一座寺庙，叫戒愚寺，土改中被改建为一所学校。“戒愚”须启智，启智须办学，这倒是符合其“戒愚”的本意。当时只不过是初中。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文盲很多，对农家子弟来说，谁如果能读一个初中就很幸运了。那时候，上初中都转户口，毕业后一般来说都能找到工作，可以鲤鱼跳农门，这是多么惬意的事啊。那时候的初中生是在全县范围内招生，我后来的同事中就有很多其他街镇的同志是在四中读的初中。年，四中改成了高中。在我们的前几届还办有所谓的“五七大学”，学员从工厂、农村或学校、机关的青年中选拔，实行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说是大学，其实只不过是学学农业技术的速成班罢了。
我们上学那会儿，四中的占地面积比现在小很多，但也有近百亩。当时未通自来水，吃的是井水，自来水是八十年代中期，我到建委之后，国家建设乡镇水厂之后才通的。学校有三个池塘，靠厨房处有一个，水质最好，靠宿舍处有二个，水质较差。东北边是厨房，学生食堂和教职工食堂挨在一起，教职工食堂当然条件好些，菜的品种花色较多，还设有餐桌。我只在里边吃过一次饭，那还是高考结束后，陈世安老师招待我。再就是礼堂，礼堂内有舞台，有几百平米的观众席，但没有坐椅；礼堂内设二十多间房舍，有的老师就住在里面，还摆设有两张乒乓球台，我们在里边打过几次球。紧挨着礼堂的是两排教室，两排教室形成一个院中园，共有十几间。教室外是操场，操场面积较大，有运动场，篮球、排球场地，单双杠、跳高跳远场地、爬杆等。靠西北边是学生宿舍，南边是校门和院墙。学校周边是田野，道屋湾挨四中最近。最前边的教室门口，栽植有几棵松柏，高大而茁壮，苍劲而葱绿，可以看出，它们还有些年头。
现在的四中与我们就读的那时候相比，真是旧貌换新颜了。近一二十年来，我们中国的一个显著现象就是城市的房子越来越高了，马路越来越宽了，学校越来越漂亮了。四中也一样，新建了很多楼房，教室、宿舍、科技馆、体育馆、运动场等一应俱全，校园内绿树成荫，花草繁茂。早就吃上了自来水。教职员工和学生队伍也庞大了许多，在校生有五六千人，教职员工有五六百人，比我们上学时规模大多了。
四中的高考升学率也在全区名列前茅。新洲现在有一、二、三、四中，还有其他高中，四中的教学质量处于全区二、三位的样子，每年或间隔一二年，也时常听说有考上北大、清华的。文革之前，二中的教学质量、升学率最高，现在是一中的升学率最高。四中最大的特点是学生非常刻苦，学风纯正。
二、我们的老师
我们刚入学时，学校的书记是万学俊，校长戴海波，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他很少理事），他们年近六旬，没多久就都退休了。
大约入学后二、三个月，卢俊学来到了四中，他担任书记职务好几年，直到九十年代初离开四中。他是新洲汪集人，当时的年龄与我现在的年龄相仿，四十多岁，正值年富力强。他俩的名字一个是“学俊”，一个是“俊学”，只是颠倒了一下顺序，都与“学”有关，这倒是很有意思。我对卢书记的印象颇深，觉得他是一个很有事业心、有魄力的人，抓工作风风火火，敢想敢干，敢于创新，也很有工作方法，在老师和学生中较有威信。一般来说，知识分子较有主见、有思想，将个人的人格尊严看得较重，如果没有很强的人格魅力和一定的工作方法是很难驾驭他们的，卢在这方面还是游刃有余，驾轻就熟的。教师们对他是挺服气的。对学生，他是很关心爱护的，他也许有些严肃，但喜欢跟学生打成一片。经常深入各班级听课，与同学们交流思想，注意掌握正反两方面的情况。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方法就是抓两头带中间，进而促进学校的全面发展。如，每学期他都要搞评比，树立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在学生当中评选学习标兵、优秀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我每次都被评为全校的学习标兵。他还经常让学习标兵在全校性的大会上讲话，交流学习经验，我曾多次在大会上讲话，以致毕业多年之后，四中的老同学（包括下一届或几届的同学）聚会时就说到此事，说那时候经常听你讲话。其实我只不过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而已，只是矮人堆中的长子罢了。对个别屡教不改、严重影响学校风气的学生，他就进行严肃处理。如，四班的陈得元经常迟到早退、旷课，打架斗殴，其班主任和卢书记多次找他谈话，予以劝戒，还在大会上作过点名批评，但他依然固我，不肯改悔，最后，卢书记只好杀一儆百，将其除名，以儆效尤。卢书记后来调到区函授学校任书记，现已年近八十，身体状况不太好。
其他的老师还有陈世安、梅星海、叶时新、燕红志、杨柏林、郭文皖、郑宁生、梁淑芬、蔡柏有、陈德厚、黄少兰、童席征、舒福生、蒋昌宁、陈多佳、王炳怀、曹爱东等，还有一些搞行政后勤工作的员工。
陈世安老师是新洲三店人，高中毕业于著名的新洲二中，后考取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他们属于文革之前的最后一届老三届生，学习基础打的很牢，北师大更是全国最著名的师范大学，作为这所著名大学的毕业生，陈老师的学养是很高的。他的数学造诣较深，专业知识很扎实，学问不少。他的性格也很好，有较好的修养，很少以粗暴的态度对待学生，而是十分细致温和，注意教学和工作方法。他对待工作严肃认真，兢兢业业。只是口才不是上乘，有时难免辞不达意。陈世安在高中阶段几乎一直担任我的班主任（高二阶段一班曾是重点班，我在一班呆了三个月，是杨柏林老师任班主任），对我和同学们都非常爱护，我们与他的感情挺深。陈老师的爱人原在三店，后调到四中，干些管理图书资料之类的后勤工作，我们毕业不久，她不幸因事故去世。几年后陈老师又娶了一位夫人，也姓黄，在新洲邾城教书，他们结婚时，我、曾金传、刘德林、刘银东、涂新生等几位同学还到陈老师的家乡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前不久，我和刘银东还一起去看望过陈老师。陈老师后来调到刘集职高当校长，再后来调往新洲一中，现已退休。
陈老师在四中也有几件轶闻趣事。我们在四中读书的时候，他不知是吃了人参之类的东西还是什么，将头发都弄掉了，只剩下几根稀疏的头发，他经常将理发师请到自己的房间关门理发，头上总带着一顶帽子。后来，他的头发又长起来了。再有件事是我们有次在张寨劳动的时候，不知是何原因跟附近的群众发生了冲突，张寨的农民要打陈老师。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陈老师只好象兔子一样撒腿就跑。这倒不失为明智的选择，好汉不吃眼前亏嘛。年恢复高考后，我们二班是文科重点班，陈老师是二班的班主任，我是二班并且是整个文科班的唯一考上大学的学生，陈老师很高兴，亲自将中南财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送到我家。当时，家里的条件有限，母亲只是包了一顿饺子，算是款待了一下陈老师。
叶时新老师教我们的语文，他是武汉市人，家住汉口六渡桥附近，师母也是一位老师，但没有随他一起到新洲来。叶老师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曾是长江日报的记者，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而发配到四中，在一个农村偏远中学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青壮年岁月，也可以说把自己的热血和青春献给了山乡的教育事业。叶老师的国文和文史修养很高，对文学、历史、哲学等有着丰富的知识，作为记者出身的人，他有着优美高雅的文笔。他讲课很吸引人，讲课生动活泼，富有感染力，即使是对语文没多大兴趣的同学也被他吸引。他讲陈胜、吴广，《海燕》、《我爱韶山的红杜鹃》等课文旁征博引，阐发深义，通俗易懂，同学们听的十分痴迷。叶老师给人的印象是不急不躁，总是那么幽雅散漫，喜欢穿双拖鞋，嘴上常叼着香烟。
在高二的下学期，叶老师指导我看了几本书，也算是单独开小灶吧。因为当时我们的文化基础都不太扎实，学校老师对我们几个有潜质的学生进行重点培养，希望我们能给四中撑门面。现在回首往事，我觉得当时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一本汉语大辞典或最起码有一本新华字典，我们高考时除了作文之外，理解字词的意思占了很大的比重，而我当时有些字知其意而不知其读音，或者知其音而不知意，以致高考时，我所有的科目中语文成绩最差，而平时我在年级的成绩名列前茅。在大学，我与叶老师有过通信，叶老师对我作了思想上生活上的指导，也高姿态的表示他当时指导的不得法。其实只怪我们当初基础不好，条件太差。这里我还必须强调一下，叶老师的字写的很棒，行书字写的很美。没字贴就拿老师的字做榜样，高中时，我又学叶老师的字，同学们夸我学的惟妙惟肖。七九年底，叶老师调到武汉市一中任教，我和刘建华一起还到其家中去看望过他。
梅星海老师是新集本地人，教我们的政治，同时还兼任四中的团委书记。他个子不高，人也长的较瘦，但每天坚持跑步，直到现在。我们如今都生活在邾城，早晨跑步时，还常碰见他。在我的印象中，在四中那时候，除了卢书记之外就是梅老师讲话最多。每天早晨，做完早操之后，大多数情况下，校领导都要讲讲话，梅老师经常给我们讲话。有时讲形势，有时是布置全校性的活动，有时是强调学习纪律，表扬好人好事，批评坏人坏事。梅老师的口才很不错。
政治课我们主要是学习有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个基本常识，也学习时事政治。我从小就对政治十分感兴趣，因而，政治课的成绩很好，也算是梅老师的得意弟子吧。记得在我们刚入学不久，梅老师给我们讲哲学，他问大家，怎样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四人帮？很多同学都积极举手，踊跃发言。有的说，四人帮虽然做了很多坏事，但也做了些好事。有的说，四人帮虽然干了很多坏事，但他们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等等。梅老师对这些回答都不满意，他们显然未真正理解什么是一分为二。
他让我讲，我回答说，四人帮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企图打倒一大批老干部和一大批知识分子，阴谋篡党夺权，他们开口闭口都是讲阶级斗争，制造内乱，导致社会秩序的大纷乱，国民经济的大衰退。他们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令人发指。他们是一帮祸国殃民的害人虫。但我们可以就四人帮这件事进行深刻的反思，总结经验教训，将他们作为反面教材教育人民，以史为戒，不让这样的悲剧重演。我的回答使梅老师非常满意，他说只有汪潮答对了，而且讲得很全面。
由于我的学习成绩很好，政治表现出色，年的“五四”青年节前夕，梅老师亲自发展我入团。有件事我直到现在印象还很深，那就是高考后，梅老师参加了高考阅卷工作，他急于了解四中考生的情况，他看到四中有位考生的政治成绩很高，但字又不象汪潮的字，感到很纳闷。他事后问我，我翻了很多卷子，怎么没看到你的卷子，原来你的字体变了。我说，我高考时字写得较工整，与平时不一样。梅老师因教学成绩突出，才能出众，卢书记调出四中后，他接任四中的党委书记。他后来调任区教委纪委书记，我们接触较多。现在，他已退休。
燕弘志老师是湖北随州人，这是一个出土过曾侯乙编钟、战国古墓等文物，产生过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神农的地方。他一口随州乡音直到现在还是那样原汁原味。他是我们的物理老师。他对学生要求很高，也十分敬业。当时同学们就说他善“抹”（这是新洲土话，意思是指抓得紧）。我们上四中时，唐山大地震的阴影还未散去，入学时，他给我们讲过一些防震知识。在整个高一到高二的上学期，燕老师一直带我们的物理课，直到高二下学期分文理科为止。燕师母时在县商业部门工作。燕老师后调区一中工作，任物理老师并兼任副校长。年，新洲组织全县文艺会演，我们单位让我负责组织节目，我们从本系统的城建学校选派了七八名学生，准备搞一个舞蹈，但缺少编导，我找到燕老师，他很热情地在一中给我介绍了一位舞蹈老师。6年，我和陈回才一起曾请燕老师和童席征老师吃过一次饭，席间，忆及四中往事，畅谈甚欢。燕老师退休后继续发挥余热，与人一起创办了文华学校。
杨柏林、郭文皖是夫妻，大学时是同班同学，杨是武汉人，郭是江苏人，他俩是华师数学系毕业的高材生。在四中时，他们都带过我的数学课，但时间不长。在我的印象之中，他俩的专业造诣较深，人也比较活跃，喜欢跟学生开玩笑。如陈正顺的头发中天生一撮白毛，杨老师便给他取了个外号叫“一撮毛”。陈正顺的数学成绩还不错，杨老师挺喜欢他。杨老师虽然给学生取外号，我们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反而觉得很亲切，我们也学着他的武汉腔，叫正顺“一撮毛”。
郭老师讲课嗓门特大，中气很足，每一个教室都能听到。她很爱护学生，我们，包括高我们几届或低我们几届的很多同学都很留恋郭老师，我后来的同事－－陈回才每年都要到武汉去看望她。他们有两个女儿，我们上四中时，二毛才六七岁，我们很喜欢逗她玩，因她有只脚长了六个指甲，我们便叫她“六个指甲”，她也挺大方，不急不恼，还跟我们嬉皮笑脸。杨郭二位老师后来调阳逻新洲三中，再后来调武汉市24中。毕业后，我见过郭老师一二次，杨老师一次也未见着。八十年代，郭老师任县政协委员，她开会时，我见过她。
郑宁生老师和其夫人梁老师是广东人，郑老师也是华师毕业的，教我们的化学，水平很高，课讲的很好。他是化学教研组的组长。四中还有一位化学权威，那就是陈德厚老师，他毕业于南开大学，曾是著名的新洲二中的校长，因犯什么错误而被革职，发配到四中，高一时，他带过我们的化学，因时间不长，加之，他也不太喜欢跟学生接触，我们对他印象不深。梁老师负责上课下课时敲钟，她还能写一手好字，我们油印的学习资料、试卷等都由她刻板。她的母亲也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我们都叫她“阿婆”，老人家只会讲广东话，她的话我们听不懂。郑梁二位老师后来调黄冈高中，这是一所十分著名的中学。
蒋昌宁老师和他夫人陈多佳是四川人，蒋毕业于武汉体育学院，是一个很有事业心和责任感的老师。他的普通话讲的很标准。我们当时体育课的内容还挺多，什么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足球，还有铅球、铁饼，什么单双杠、爬杆、標枪、跨栏、跳高跳远、赛跑、鞍马、武术等等。我们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后，都要做操、跑步，都由蒋老师带领。后来恢复高考后，学习挺紧张，蒋老师为保护我们的视力，教我们做眼保健操。每天晚上，我们都要抽十分钟时间做眼保健操。我们的同学中鲜有近视者，这得感谢蒋老师。上体育课时，也闹过不少笑话，比如，有次爬杆时，有位同学的裤子掉下来了，鸡鸡都露出来了。
陈老师教我们的音乐，高一时，音乐课上得多些，高二后因恢复了高考，音乐课就很少上了。她教我们唱过《南泥湾》、《一条大河》等歌曲。而我听我们前二届的同学讲，在文革期间，由于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要用无产阶级文艺去占领文艺阵地，高中生的文艺活动很活跃，陈老师那会儿给他们编导了很多节目。陈老师好象患过什么乳腺之类的病，左乳做过切除手术，当时同学们爱偷偷议论。蒋陈夫妻俩后来调回四川老家了。
舒福生老师是武汉人，他教我们的英语。我们在初中只知道26个英语字母，到高中后，我们学了些英语，程度不深，知道一些语法知识，会背的单词估计不会超过一千个。第一课就是学Longlivechairmanmao!那时候，国家政治十分禁锢，非常排外，也左得可爱。学英语，政治色彩也很浓，而且，教材中的英语可能都不标准。Longlivechairmanmao!应为ChairmanMaolonglive！年高考，英语成绩未列入总分，只作参考。我考了40多分，这要算很不错的成绩了。舒老师不仅英语好，还能唱歌，当时的新国歌就是他教我们唱的。曲还是聂耳的曲，只不过将田汉作的词改了，新国歌的歌词是：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
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
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
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
前进！前进！前进！
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
前进！前进！！进！！！
这种新国歌国人唱了四年多（年2月至年12月），年底才恢复到原来的歌词。这首国歌的歌词反应了华国锋主政时期的政治理念，当时提出了开启四个现代化建设新长征的理念，毛泽东旗帜至高无上，不是有两个“凡是”吗？那当然得“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
舒福生那时候三十多岁，还是单身。我看到二（三）班有两位漂亮女孩似乎跟他打得比较火热，总在为他洗衣服什么的，他如果跟她们其中的一位谈恋爱也许不失为佳话。而他后来却找了一位年纪很大，长相平平的女士。两个人相处不怎么样，经常打架，最后离婚。舒福生老师在80年代末调往武汉，离开了小乡僻壤之地，回到了繁华的故乡。
其他老师我就不一一介绍了。总而言之，四中虽地处偏僻之乡，却也优秀教师云集。有许多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和学养深厚、德高望重的老师，他们在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传道授业解惑等方面是杰出的优秀的。从政策宽松后，很多老师能走向名牌高中并站稳脚跟，受到人们的尊崇即可反映他们的实力，彰显出他们的成就。后来，很多老师成为新洲一中、黄冈高中、武汉市一中的骨干力量，有的还担任学校领导职务。
四中的老师还有一个人值得一提，那就是李鸿。我们毕业不久，李鸿调往四中，他是我弟弟能玺的老师。李鸿后来被提拔为新洲区及市教委的领导人。我认识他，在工作中与其有过一些接触。惜其天不假年，英年早逝。
四、高一
高中毕业已经三十二年了，很多同学毕业后一直未曾谋面，如果不是经常见面或偶尔见过一二次，有的人聚在一起可能不一定认识，或似曾相识而叫不出名字。记得毕业时照过一张毕业班级的合影，也在背后写了每位同学的名字，可惜后来将照片弄丢失了，没保存什么档案资料。
入学时，我分在一（二）班，这是所谓的机电班。我现在能记住的名字大约有二十多个，如，汪潮、刘德林、陈虹、陶金霞、张赛华、陈吉望、涂新生、涂新强、张金旺、朱中原、梅菊兰、骆菊荣、王小华、张喜良、曾良波、曾应顺、陈正顺、陈才喜、曹双发、潘金旺、陈冬旺、梅新平、梅水娥、徐咏荣等。当时一（一）班的同学有曾波、曾金传、李春煌、李荣、刘银东、孙木林、陈银旺、李海林、梅全旺、梅求喜、徐双念、邹永亮、张旺清、李咏洲等等。三班的同学有刘建华、刘得胜、刘中生、汪志平、喻仲南、梅火旺、王厚民、袁沙平、何建平、杨意顺、罗咏伢、彭复应等等。我们的同学之中，大约有十分之一的人是吃商品粮的，那时候，吃商品粮的可以算是一个特殊阶层，一般来说，他们毕业后都可以找到工作。余者都是来自农村，一般来说，这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将来只好回家修地球去。我就是属于这修地球预备队的。
高一时，还带有文革的余音，学校似乎还是贯彻毛泽东的“五七”教育方针，学生不但要学文，还要学工学农，还要批判资产阶级。似乎想把学校办成职业高中的性质。我们几个班分为机械班、文艺班、农学班，政治学习、劳动都挺多的。开学伊始，万学俊书记就给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讲四中的光荣传统。他讲了些什么，大多不记得了，只不过是对他讲四中历史的部分还记忆犹新。前面我已讲了，这儿就不重复了。
在高一上学期，蔡柏友老师带我们的语文，他是武汉师范学院的毕业生，个子不高，当时已过不惑之年，他的课还是讲的比较生动活泼的。他儿子蔡柳洲低我们一届，后考入湖北中医学院，现是一位医术不错的医生。我们有时在一块儿聚聚。
记得蔡老师给我们讲过毛泽东的诗词《沁园春·雪》、《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李白的《古风》，杜甫的《蜀相》、《兵车行》、《三吏三别》，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司马迁的《陈涉世家》、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吴敬梓的《水浒》的节选等等，当然，还有鲁迅的作品。他既给我们讲了相关课文的语文知识，文章的“中心思想”，也介绍了作者和作品的相关背景，他也许谈不上雄辩滔滔，出口成章，风趣幽默，但课讲的较生动活泼，知识点讲的很全面。
蔡老师的字很有特点，也可以说较有造诣。字体介于行书与草书之间，有些毛泽东书法的韵味。四中那会儿，我主编黑板报，蔡老师和同学们经常观看，——从文字到插图，我有时用些成语，有的同学不懂，蔡老师会耐心地做解释。他也谈书法，有时，我会在黑板报上临摹毛泽东的题词，有的同学就会问，怎么这儿少一点，怎么这儿少一横？蔡老师就会说，这是书法艺术，草书有规范，或者说有章法。书法家写字可以多一点或少一横，而我们不能乱写。那时候，虽说我的字写的不错，但是，由于条件所限，我并不懂多少书法理论。上大学后，我才接触到一些书法理论，并从此一发不可收，对书法理论和书法艺术产生了持续的兴趣。这的确应感谢蔡老师的启蒙。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很多语文知识，我们会即时应用。记得有次上语文课时，我给刘德林递纸条，用了山东人骂人的话“鸟”字和东方朔的典故，刘德林看后会心一笑。
在高一时，陈世安老师担任我们班班主任，他既带数学又带机电课。班干部是由陈老师任命的。张赛华和张金旺原来都是新集中学的学生干部，而新集中学又是一所较大的学校，而且他们年龄也较大，也许是显得比较成熟吧，他俩被分别委任为团支部书记和班长。而我尽管原是道观中学的班长，这时候只能担任班上的政宣委员。尽管如此，我倒没多大想法，那时候，只觉得搞好学习是首要任务，其他的都无所谓。本人的数学曾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高中时曾获得全县数学竞赛第三名，高考时几乎考了满分，大学时还担任班级的数学课代表，但其后的二十几年来，几乎没摸过她，似乎都忘光了。高一时，学了些整式的除法、分式及其运算、零指数幂及负指数幂、一元二次方程、集合、函数、数列等。由于我在暑假中进行了补习，自学，倒不觉得听课有什么困难，成绩还不错。
我们是机电班，当然要学学机电方面的知识。机电课就由陈世安老师带，大家已经知道，陈老师是搞数学专业的，机电对他来说也是陌生的，好在他领悟力强，很快就进入角色。他从附近张寨村的司机那儿借来了一台手扶拖拉机和一台神牛拖拉机，“穹其”、“穹其”地自己开到学校，就在机械旁给我们现场讲解。什么是离合器，什么是油门，怎么挂档，等等，有的人学着开车，一会儿就会了。事实上，我们的高中同学中后来就有人靠开拖拉机为生。这总比种地强。那时学开手扶拖拉机为我们打下了一点驾驶技术基础，我后来拿了C照。
机电班，那时候学校的本意可能是想办成职业技术教育学校的性质，但又没有系统的专业知识教学计划，我们只不过是学了几堂开车课罢了。一班是文艺班，也没见他们学多少文艺，只不过有少数会吹拉弹唱的同学在课余时间练习练习，表演表演，似乎没有谁在唱歌、舞蹈或演奏方面特别拔尖，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好象春凰、海林、望清的琴拉的还可以。当时，学校请文化站的蔡恩元教他们，蔡曾在我湾住队，后来当了镇长。他是一个有才华、活跃、风趣的人。记得我们一起在湾里劳动时，他还说我象干部模样呢，说得人心里美滋滋的。倒是毕业以后，有时同学聚会我们会去唱唱卡拉OK，这时大家会一展歌喉或露露舞姿，有些人还有些造诣，这也许有那时打下的基础吧。
学习的情形在前面介绍老师时大致谈了一些，也没什么好深谈的。高一时，还是处于一种极左的状态。
那时，我们至少每个月要搞一次劳动。
四中在位于张寨处的沙河和我村大九流河处有两座小农场，平时也有两位农工专门种植管理，师生们也经常到田间地头去劳动。张寨处的农田挨学校比较近，我们一般是到那儿去劳动。这其实是一个河滩，整个河道可能有近千余米宽，平时水流不大，河滩也就闲置着，春天，学校就在滩涂种上麦子，夏天种红薯或花生。我不知道学校有没有上缴公粮水费的任务，也许没有。它也许能解决一点学校经费不足的问题。
我们劳动时干些浇水、施肥、收割、采摘之类的事，劳动强度似乎没初中那会儿大。在我村处我们也去劳动过一次，是收花生。那次，学校特意安排道观大队和新集大队的同学到那儿劳动，因这两个村的同学离家较近，中午大家各自回自己家里去吃饭，免得招待吃饭。我们干了一整天，将已经成熟了的花生拔起来，然后放在太阳下晒，太阳快落山时再将花生果摘下来，然后装袋，用拖拉机拉回学校。劳动结束后，老师让同学们回家待了一个晚上，权当奖赏。
体育课，高中阶段比初中有很大的进步。这主要体现在老师的技能与水平、同学们的竞技水平、活动项目的多样化规范化正规化等方面。道观初中只是一个大队办的初中，而且还是处于草创阶段，体育设施很少，老师的水平也不怎样。四中作为一个有近三十年历史的学校，而且还是高中，肯定要强得多。前面已经讲过，作为一所农村学校，体育设施还较多。再一个，学生的来源相对广些，有的人还较有特长。象乒乓球，在初中我是拔尖的，在这儿只不过是二流水平，陈吉旺、涂新生、姜山、陈亚等人就打得很好。一般来说，他们都是干部子弟，打球的环境和机会比我们要好得多，多得多。象陈吉旺就有一副很好的正反两面都有胶的球拍。在高中，篮球、排球、乒乓球等等我都打，但技术一般。单双杠、鞍马等较差，力量不够，协调性也不太好。跳高跳远还行。有时候，晚饭前后，高一或高二的同学与“五七大学”的学员打场篮球赛。学校也开过两次运动会，有球类、田径、拔河等项目。
恢复高考后，学习抓紧了，为了保护我们的视力，蒋老师一个班一个班地教我们做眼保健操，就是用手按头部的有关穴位，比如说太阳穴、眼睛等部位，每次约十多分钟，一般是晚八点做。在中小学，我们紧张学习的时候毕竟不多，就那么不到一年时间，加之，做这眼保健操，故而，那时候，我们的同学中几乎没人是近视眼。就我自己来说，从高二起，直到上大学，参加工作，读书写作还是十分刻苦的，三十年了，眼睛一直没有近视，这也许要归功于那时的眼保健操。当然，也许有一定的遗传因素。但是，做眼保健操至少提醒了我们要注意保护视力，对我形成良好的用眼卫生习惯，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在高中阶段，我即养成了晨跑的习惯，现在已坚持不懈达三十一年了，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刮风下雨，无论炎炎夏日还是数九严寒。这也反映了我干事的恒心、毅力和坚强意志力。实在要感谢那段生活。
五、艰难岁月
整个高中阶段，我们一直住读。
我在靠西边的那间大寝室里住了两年。寝室约有近百平米，摆设着三十多张木制的高低床，墙壁上涂抹了混凝土和白石灰，地面没什么铺装。南边有个门和窗户，北边也有个窗户。开学伊始，我们就挑着一个大木箱及脸盆、热水瓶等日用品，还有米、蔬菜等来到学校，准备在此安营扎寨。我们的床铺在靠里边处，靠门口处摆放着箱子、脸盆等什物。寝室比较简陋，桌子都没一张。一般来说，谁也没几本书，书大都放在教室的课桌里。我也在床铺上放了两本书，时而翻阅翻阅。脸盆、牙膏、牙刷、杯子等物就摆放在自己的箱子上。
高一时，学习抓的不紧，晚上，自觉的同学可能学习学习，做做作业，不自觉的可能到处玩耍，有时到新集街上去逛逛，有时到附近的村子去看看电影。前面讲过，我是很喜欢看电影的，但这时，我似乎特别自觉，一次都没去看过电影。只不过是在晚饭后，和老师或同学在校园内或学校周边溜达溜达，然后回到教室学习。
我们的寝室门口不远处，有两个池塘，是人工挖掘的，大约仅1米深，我们开始还能在里边洗脸刷牙，后来水就太脏了，漱洗不得，我们只好不顾路途遥远到厨房打水洗。之所以如此，因为它是一潭死水，没有和外边的水系贯通。不是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吗？春夏秋三季还好说，冷水洗也无所谓，冬天洗凉水就很冷，冻得人难受。学校在冬天也烧热水，但又有些小家子气，烧得不多，我们每个人只能舀一瓢温热水在冷水中兑兑，算是对付着洗把脸。
住读，也意味着我13岁就离开父母亲，在外独立生活。我似乎对家庭没有太多留恋，对外面的世界也没什么恐惧感。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不爱我的父母，不爱我的家庭。因为，我觉得好男儿总是要离开父母的，不可能在父母的羽翼下成长一辈子，只有放飞的越远才能越有作为。大丈夫志在四方，四海为家嘛。
我每次回家时从家里带上二三十斤稻米和一瓶腌菜，米就交到管事务的梅普林那儿过称，他按米的重量给我发饭票，我们吃饭时凭票在食堂打饭。我早餐一般吃三两稀饭，有时也买一个馒头，中晚餐吃四五两饭，大多数情况下是吃自己在家里带的腌菜，偶尔在食堂买一点新鲜蔬菜。
可以说，高中阶段是我们生活最艰苦的时期，虽说没象以前那样偶尔吃吃麸子驮，但你想想，一年到头经常吃腌菜是个什么滋味，有时腌菜因放的时间过长都发霉了，我们还得吃。学校和食堂在学生生活服务上也存在很大问题，食堂师傅在打饭时分量严重不足，有的饭量大的同学一顿能吃两斤饭，我看这不单纯是他们饭量大的问题，还有分量不足的问题。想想看，一个三口之家，一天煮一斤半米的饭，足够吃一天。而一个同学一餐就可以吃掉一个三口之家一天的饭食，这不是明摆着有问题吗？食堂克扣了我们多少粮食？活生生的一个现代周扒皮！再者，早餐时，食堂经常将头天的剩饭用水煮煮就当稀饭卖给我们吃。我可以说，我们高中阶段的生活比猪的生活好不到哪儿去。我们经常呕吐，我就是在那时患的胃病。当然，后来治好了。食堂管理上的问题，我们向学校领导反映过多次，但也未见好转。这说明学校也有责任或难处。
有段时间，我们自己淘米，然后拿到食堂去蒸，这要吃得舒服一些，也没谁克扣我们，只不过是相当麻烦，每餐饭都要自己去洗米淘米，然后拿到食堂去。刚开始，我们还掌握不好到底加多少水，水给少了，煮的饭就会太硬，水给多了就成了稀饭。由于这太费神，恢复高考后，我们又凭票打饭吃。
谈到在四中的生活，我很留恋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四姑，一个是曾波。我四姑家就住在四中的旁边，她经常叫我到她家去吃饭，以改善改善生活。当时我姑父在襄樊工作，我姑姑还没调走。曾波是我的同学，高二时我们在一个班。他们家家境较好，他父亲是潘塘供销社主任，妈妈是公社妇联主任，他是走读，只是中餐在学校吃，他带的菜都是新鲜菜，常常有肉有鱼，他经常叫我吃，我也不跟他客气，叫我吃就吃，有好菜吃，我的饭量也大增，人也长胖了一点。
现在回想高中的读书生活，生活上的艰苦，我分析有多种原因，一是我们系农家子弟，家无余钱，能让你读书就已经很对得起你了——家庭条件所限；二是学校后勤工作存在严重问题，有很大的漏洞；三是国家经济发展不够，学校经费不足，不可能给每个人发生活补贴。我还必须讲清楚，那时国家实行免费教育，要是在现在，我们很多人可能就读不成高中。
我们的住房条件也很有限，冬天没有暖气，夏天没有降温设备。学校也没有澡堂。夏天，我们就在池塘里洗澡，冬天，就只好回家时洗洗。在家里边，可能条件也好不到哪儿去，不过是冬天可以烤烤火，夏天，晚上可以到外边纳凉。这些困难我们还都可以克服。最难的是自己得洗衣服。我以前在家里从未洗过衣服，在学校就须自己洗。年9月份入学时还处于夏末，穿的是衬衣。我对自己第一次洗衣服时的印象特深。我以为洗衣服很简单，把衣服放在水中泡泡，打点肥皂，搓搓就行。我拿着衣服、香皂、脸盆来到池塘边，将衣服用水打湿，然后抹香皂，就在池水中搓起来了。这时候，我们的师兄徐志高走了过来，他说，你这样洗衣服需要多少香皂啊？你可以就买块肥皂，将衣服在脸盆中搓洗，搓两遍后再在水池中吐二三次，衣服就洗干净了。他是教会我洗衣服的老师。
那时候，少数同学似乎不怎么讲卫生。有的人的衣服、被褥可能长期不洗；有的人，尤其是在冬天，就在窗口小便；也曾流行过疥疮，一旦传染上，身上奇痒难忍。如今已近知天命之年，我仅在高中时冻过手，手冻的像馒头。
六、躁动的青春
高中生，小则十三四岁、十四五岁，大则二十来岁，正是处于旺盛青春发育期的少男少女或充满活力的青年，大家对异性和爱情充满着神秘感和渴望。我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其实心中一直有自己心仪的恋人，希望天天看到她，欣赏她那甜美的笑容，欣赏她那优美的舞姿，欣赏她的一鼙一笑。为她的欢笑而欢笑，为她的忧愁而忧愁，为她的痛苦而痛苦。只是这朦胧的爱一直珍藏在心间，未通过语言、书信或纸条去表达，去宣示。而且，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爱。它是朦胧的，纯粹的，美好的。毕业快三十年了，高中同学聚在一起时，在开怀畅饮、酒酣耳热之余可能酒后吐真言，说那时候我想谁。我们上高中时，还是有人谈恋爱，只不过是在地下偷偷摸摸的进行。有些个少男少女也比较疯，经常打打闹闹，有过什么接吻拥抱之举。那个谁前不久就讲过，有次看电影他和谁就拥抱过，那个美呀真是无法形容。成年结婚后，男女性事就象吃饭一样很正常很普通，而人们对自己的初恋、第一个吻第一次拥抱往往怀抱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正是带着这种朦胧的神秘感，每当夜幕降临，就寝之前，我们的寝室就成了一个异性恳谈所，也可以称之为“晚10点夜语”。
晚上10点左右，同学们洗过之后，躺在床上海阔天空地神侃，什么哪个女生漂亮，哪个女生风骚，谁跟谁在谈恋爱等等。有的年龄大点的同学有过恋爱经历，加之脸皮较厚，不知道害臊，将他曾经有过的浪漫风流讲的绘声绘色，听的叫人直流口水。也不知道他讲的事是确有其事还是随意创作。也有人揭发，我们班那个谁趁他哥哥当兵之机，解嫂子受活寡之危，叔嫂沟搭成奸。也有人讲些社会上的风流韵事。
当时，我们的男老师，尤其是班主任喜欢偷偷地站到男生寝室的窗户旁偷听我们的夜话。这也许是他们掌握学生动态的一种方式吧。修养好的听了之后可能静悄悄地走掉，脾气不好的老师听了学生们的乱事之后，可能会忍无可忍，将大家当场声色俱厉地批评一顿。一班的杨老师就曾狠狠地将他们班的男生剋了一顿，并将此事报告给校长，最后，学校搞了一次整风。有一次，有位同学站在窗户口拉尿，他没注意到那“听房”的老师，结果，将老师拉了一身尿。真是令人笑掉大牙。
有段时间，《少女之心》的手抄本风行一时，在男男女女的同学们中流传着。这个手抄本对那个叫曼娜的少女同表哥相恋、做爱的事描写的非常细致入微，淋漓尽致，也很露骨，充斥着赤裸裸的少男少女初涉禁果的描述。什么“我们的阴毛交结在一起，分不清哪是哪个的……”等等，多么赤裸裸，多么露骨！
有次下课时，梅球喜神秘诡异地对我说，我有个很好看的小说你想不想看？我说看，什么小说？他从口袋中掏出几张纸，是个手抄本。纸张已经陈旧泛黄，留有很重的汗渍，显然很多人看过。原来就是这个现代版的《金瓶梅》——《少女之心》！
看过之后，的确有过很大的触动和躁动，有些想入非非。不过，我很快就恢复了平静，没有再去推荐给谁或传播给谁，更没有费神费力地去传抄。当时，似乎很多人都看过。上次同学聚会，我还特意问过一位女生（因写这部自传，要挖掘当年的资料），“你当年看过《少女之心》没有？”她说，“看过，当时卢书记还找我谈话，将我批评了一顿呢。”这位女同学是吃商品粮的哦，也是我们学校的校花呢。有次，我还问过与我们年龄相仿的朋友，他说，当时，这部手抄本在他们学校也盛极一时，有的人还模仿当中的情节，搞得女孩怀孕呢。辽宁某重点中学刘宏锋他们班上只有一份手抄本，人多轮起来看太慢，怎么办？他们决定一个宿舍一个宿舍的“传阅”。刘宏锋的宿舍是搞分角色朗读，3个人读，8个人可以同时获悉内容。在绵延十几年的时间里，《少女之心》几乎传遍了全国。年代，除了手抄本，它还以录音磁带的形式渗入校园。可见，这个《少女之心》的流毒还传播的很广。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不亚于名著《红楼梦》。
现在回首往事，感觉那时特别禁锢。其实，对青少年大张旗鼓名正言顺地进行性教育更为可取。你越是遮着掩着，羞羞搭搭，人们越是好奇，想探个究竟。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倒是很大胆，很理直气壮，值得我们借鉴。
这儿我还须讲一件事，那就是我在这个时候有过一次相亲，并定亲了。象胡适、鲁迅、毛泽东、郭沫若等旧时代的人们曾经经历过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样，我这“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少年学生也有过一次既谈不上自愿也谈不上强迫的相亲。这件事绝对算不上什么“伟光正”之事，为尊重历史，自我揭短吧。
大约在年的春天，我二姨（我们家乡叫二舅）几次跟我妈妈讲要给我介绍一位女朋友，我妈拗不她就同意了，并问我怎样，我懵懵懂懂说先见见面再说。二姨曾担任过大队的妇联主任，姨父在粮管所工作，他们给我介绍的对象叫秀，是他们的邻居，两家的关系相当好。二姨说，秀人好，既温柔贤惠又聪明能干，干农活做家务都是一把好手。
四月的一天，我们在新集粮管所二姨家的住所见了面，秀比我大一岁多，是年生人，她哥在部队当兵，是个连长，她的长像还算可以，有点象我们村演杂技的春凤。见面时，姨父姨妈都在场，二姨将双方的情况又当面说了一遍，并问我们愿不愿意谈？她先问秀，秀说愿意。后问我，我的确比较糊涂，不知道到底怎样，似乎还行吧，就点头答应了。那天中午，我们一起在二姨家吃了顿饭，我还在他们家借了两本书，一本是《语文基础知识手册》，一本是小说。
既然定亲了，秀也就成了我未过门的媳妇，逢年过节，我们家都得给她们家送礼，这送礼的事都是我妹妹去做，有时也将她接到我们家来吃顿饭。那时候真的比较糊涂，我跟她是谈不上有什么爱情的，却稀里糊涂地答应跟她成亲。我那时有些腼腆害羞，她到我们家来我跟她也没什么交流，很少讲话，了不起跟她打声招呼，“来了”。
我与秀的关系维持的不长，年上大学的第一学期，我就当了陈世美，给她写了封“休书”，把她给休了。我可不想象胡适那样！跟一个没文化、没感情的江冬秀过一生。这事还得罪了我二姨一家人呢。当然，在此，我要向秀表示歉意，这件事当初对她肯定有些打击，并祝她生活美满幸福。有意思的是，我后来与张美娥谈恋爱时，我八妹（堂妹，时年仅8岁）对她说，我大哥曾离过婚。张美娥还吓了一大跳。年春节期间，听我的同学讲，秀在一次车祸中不幸丧身，真是可惜呀！
年6月，我们参加过一次参军体检，武汉军区空军部队要在高中生中招飞行员。
学校、班主任在学生中作了广泛动员。老师说，飞行员待遇高，吃空勤灶，如果考上，就成了光荣的空军战士，是国家的人了。有这等美事，不用动员，我们早就渴望跳出农们呢！报名自然十分踊跃。我也报了名。我们是步行15里路到旧街去搞的体检，这是我第一次做全面体检，其它的没问题，就是有鼻炎。可惜，由于对飞行员的要求很高，四中没一个人考取。当然，后来，我们有很多同学当兵去了，如刘银东、汪志平、张旺清等，只不过不是空军。
七、恢复高考
邓小平同志重新出山后，自告奋勇地要求主管教育科学工作。李岚清70岁学当“吹鼓手”，治印刻章，还刻了一枚“科教后勤部长”赞扬小平呢。年8月，邓小平提议召开并主持了一个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这个座谈会一共开了三天，座谈会请来了包括周培源、苏步青在内的40多位教育界人士和官员在人民大会堂畅谈教育。在第二天的会上，武汉大学的查全性（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教授激动地站起来请求改变当时的大学招生办法，他言辞激昂地说，解放前升学要靠钱，解放后17年要靠分，现在靠什么？靠权力。群众有句顺口溜，“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不推倒“十六字”的招生方针（即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招生走后门的现象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
坐在一旁的邓小平，听得非常仔细，不时地频频点头。听完之后，他当即表态说，同意恢复高考制度。
邓小平问大家：“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
大家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
邓小平果断地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接着又问在场的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你们教育部的那份报告送出没有？”
刘西尧回答说：“上午刚送出。”刘西尧在战争年代曾在我们新洲打过游击。
邓小平作了一个坚决的手势，“那还来得及，把它追回来。”
8月8日，邓小平讲话，他说，“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关于大家要求恢复文化大革命前行之有效的高校招生办法，他当场表态，宁肯推迟半年招生，“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8、55页）
邓小平这是作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英明的战略决策。本来就应这样嘛，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科举大国。英美等发达国家还引进了我们老祖宗的文官制度呢，而我们这文革一搞，把自己好的东西搞丢掉了。只不过是，在那样特殊的年代，作出这样的决定是需要政治家的果断和气魄的。
八、冲刺与决战
中央作出恢复高考的决定后，四中同全国的各学校一样，工作重心转向教学、应对高考上了。
年9月，开学后不久，升入高二的我们重新进行了分班，一班是重点班，我们有四五十人被分到这个班，象我、刘德林、陈银旺、陈才喜、曹双发、张高明、李喜林、李荣、邹永亮、陈正顺、梅菊兰、陈笑兰等人都在一班。除了一班之外，二年纪还有三个班。这时候，也有一些社会青年在四中复读，象苏花仔、朱盛南、李海洲等。一班的班主任是杨柏林老师，他也带我们的数学。三个月之后，学校又对我们重新进行分班，二（一）班是理科班，二三四班是文科班，其中我们二班是文科重点班。同学中现在能记住名字的有我、刘建华、曾金传、汪志平、曾波、涂新生、涂新强、张喜良、陈吉旺、何建平、甘金望、朱中元、陈芝珍、李东莲等，约有五十人。
从高考机制恢复以来，学校对我们的学习抓的很紧。
早上6点钟起床后跑步做操，然后洗漱，再自学一小时。早晨，我一般是背英语单词、学习语文，并将比较有思想有文采的范文和成语熟读之背诵之。有时，也读读历史，记忆背一些朝代起迄年限，历史大事件等。8点吃早餐，上午有四节课，下午有三节课，余下一小时是课外活动时间，打球、跑步、单双杠等。分科后，我们就没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了，主要学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英语等，体育课还是在照常在上，这是对的。晚上要自习，有时，老师也讲解讲解习题、试卷，一般是十一点钟睡觉。
二（二）班既然是重点班，那么，在师资力量配备、抓教学质量和学风纪律上肯定有些举措。一是卢书记在我们班蹲点，二是教师比较过硬，三是学习风气浓厚、纪律严明。我们班的授课老师都是一流的拔尖的，陈世安是班主任并带数学，叶时新带语文，梅星海带政治，童席征带历史地理，舒福生带英语，他们都很优秀。
在高二的时候，我是十分刻苦用功的。上课前，对课本进行认真的预习，基本上大致弄懂了教材的内容，对少数知识疑点则在上课时专心听讲，总是在跟时间赛跑，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去做课外阅读和难题。下午的课外活动我一般很少参加，教室中常常只有我一个人待在里边看书。晚上，我都自习的很晚，十一二点才睡觉。新洲的气候和武汉相差无几，夏天热，冬天冷，我们没有什么降温和取暖设备，夏天是一身汗，身上常常被蚊虫叮咬了许多麻麻点点的红疙瘩；冬天冻的人瑟瑟发抖，手和耳朵都冻伤了。但是，这些困难我们并没当回事，继续孜孜不倦地学习。
有件趣事可以反映我那时候学习的刻苦程度，那就是我的“纹痣事件”。有次在做数学作业时，由于思想高度集中，心无旁骛，过于投入，握着钢笔的手托着脸颊，想着想着，笔尖不经意间杵着脸了，蓝墨水刺进了皮肤，后来形成了一个有特色的痣。
现在回想起高中的那段刻苦学习的情形，令人回味无穷，也觉受益终生。它培养了我们勤奋学习，刻苦攻关，不懈探索，不断追求的学习和奋斗精神。自此30年来，这种勤奋刻苦的精神，这种不懈求索，永远奋发向上的昂扬斗志一直伴随着我。我相信，这种精神和斗志也会一直伴我到地老天荒，直至生命的尽头。
小平同志作出恢复高考的决定后不久，中央在年3月还召开了全国科技大会，用句套话讲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科技现代化进军的新号令，吹响了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新号角。年3月18日—31日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重要的正确的论断。这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全国科学大会，拨乱反正，确立了科技工作的正确指导思想，迎来了科技的春天。在这次大会上，华国锋和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方毅作了主体报告，叶剑英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诗篇，郭沫若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
与这种浓郁的氛围相得益彰的是当时的主流媒体对科学家和大学者的宣传报道很多，象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那个谁写的《在生命的旋涡中》（写周培源的）等报告文学对我们青少年产生了巨大影响。那时，学校有个橱窗，贴着人民日报、湖北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我经常边吃饭边看报，象《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在生命的旋涡中》等文章多是在那儿阅读的，这些文章及陈景润、周培源等科学家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先进事迹给我们以极大鼓舞，极大地激发了我们的学习热情，更加增强了我们力争考上大学，攀登科学技术高峰，为祖国为人民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从那时候起，做一个对国家和人类有较大贡献的思想家、政治家，做一个象陈景润那样的大科学家的理想更加深深地植根于我的脑海，给我增添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众所周知，叶剑英不仅是一位影响很大的政治家、革命家，也是一位出色的诗人，他的律诗绝句是写得很不错的。在科技大会召开的前夕，这位年届八十的元帅写下了那首著名的五言绝句——《攻关》：
攻城不怕艰，攻书莫畏难。
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叶剑英的这首诗，对激发我们的学习斗志的确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我相信很多同学应该是记得这首诗的。高二时，因学习紧张，我再没有编学校的板报，但还负责编班级的板报。在板报上，我抄写了叶老的这首诗，并附录了我写的一首《读攻关有感》，诗中写道：“喜读《攻关》劲倍添，励我上进攻读欢。学海搏击竞上游，书山跋涉勇登攀。砥砺操守品行正，磨练意志学风端。天生我才必有用，誓叫日月换新天。”卢书记看到我的这首诗后，觉得写得很好，境界高，立意新，文字好，在全校性的大会上多次朗读我的诗。我以为我的诗对同学们的学习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郭沫若的那篇《科学的春天》的讲话，既以诗人生动丰满、充满激情的笔触，言简意赅地回顾了我国科技发展的历程，又以一位文化大师、历史学家的战略眼光和远见卓识，文学家的优美语言讲述了中国需要巨人——不仅是政治、文化上的，而且是科学技术上的，科学与幻想的关系，对老中青三代提出了殷切期望。读读这些语言吧：“我们不仅要有政治上、文化上的巨人，我们同样需要有自然科学和其他方面的巨人。我们相信一定会涌现出大批这样的巨人。”“请你们不要把幻想让诗人独占了。”“你们是初升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革命加科学将使你们如虎添翼，把老一代革命家和科学家点燃的火炬接下去，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部伟大的历史巨著，正待我们全体科学工作者和全国各族人民来共同努力，继续创造。它不是写在有限的纸上，而是写在无限的宇宙之间。”“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真是说得太好了，读着读着，我不禁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她对我的影响力很大。这个讲话，看了两次，我就能背诵。今天，我知道这篇讲话稿是出自胡平之手，但并不影响我对她的喜爱。
在整个中小学阶段，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在班级和学校名列前茅，只是在未恢复高考之前，学校和整个社会不太看重学生的学习成绩，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红”比“专”更为重要。有句话叫“宁愿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学黄帅、学张铁生更是将教书育人的神圣之地变成了反潮流、反传统，无秩序、无法无天的混乱之所。张铁生“头上长角身上长刺”，象螃蟹那样横行无忌是英雄；黄帅不好好学习，造老师的反是英雄（当然，张铁生、黄帅她们个人或许没什么错，这是特殊时代的特别需要，是极左政治的需要）。
高考代表着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在生长，千余年的科举传统在恢复回归。中国从公元年至年，实行了1，多年的科举制度。这是为文官政府输送人才的一条渠道。历史上，许多杰出人物都是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象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范仲淹、朱熹、晏殊、王安石、张居正、张之洞等。近代欧洲英法等西方国家还借鉴中国的科举制度呢。那时有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等不同级别的考试。对应的功名（学位）则是童生、秀才、举人和进士（严格地讲童生和秀才还不算功名）。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殿试第一名是状元，殿试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叫探花。集解元会元状元于一身那叫连中三元。自明清以降，科举制度日久生变，八股泛滥，积弊丛生。很多士子皓首穷经以图博取功名。从而有《儒林外史》所描写的种种荒唐可笑的事情。因而中国历史上也曾多次废除科举制度。但又苦于找不到什么好的法子，又几曾得以恢复。
它也许有它一定的弊病，但比那种蔑视文化蔑视科学的革“文化的命”要好上一千倍一万倍！
恢复高考后，学校经常组织考试，并公布学生的成绩，我每次都是年级的第一名。我不仅学习成绩好，政治表现也好，可谓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遂被评为全校的学习标兵。在全校的五名学习标兵中我排第一，二年级还有李荣，医院工作；一年级有刘长生、石毅朋，还有谁，名字我忘了。刘长生后考入武大，石毅朋考入华工，现在，刘长生是武汉工程大学的教授兼材料学院的院长，石毅朋是东风公司的销售部经理，都很有作为。学校用红纸将我们的名字贴在橱窗中，让人们观瞻。我的激动之情虽未流于言表，但内心还是感到十分高兴，也更激发了我的学习热情，我暗暗发誓，一定不能辜负这份荣誉。
我在前面介绍卢书记时曾讲到，卢书记的工作方法之一就是树典型，抓两头带中间。这时候，学校经常让我在全校性的大会上交流介绍自己的学习经验。我深知自己的不足，我们荒废了那么多年，基本功很不扎实，我只不过是矮子中的长子罢了。但是，既然老师和领导那么看重我，非让我讲，我就只好勉为其难了。在大会上讲过好几次。我总结的学习经验主要是：树立远大理想，提高对学习重要性的认识；学习要主动、认真、积极、自觉；天才在于勤奋，勤奋出天才；文史哲要多读多思多记，要有形象思维，数理化要多做习题，尤其是难题，要有逻辑思维，举一反三等等。卢书记和老师同学们非常赞赏，在全校予以推广。应该说，我在四中时学习很努力，成绩很拔尖，很红很火，以致低我们几届的同学都知道我，后来，大家碰在一起，他们还说，“那时经常听你的报告”。
年3月份，新洲举办过一次全县数学知识竞赛，文科班有我，理科班有陈银旺、陈才喜、陈正顺等同学参加，由陈世安老师带队，整个一个“陈氏团队”，只有我一个人姓汪，是旁姓。最后我获得第三名，四中就只有我一个人获奖。我虽然是读文科，但数学成绩也很好，高考时，数学几乎考了满分。
30年前的那场高考，折射出时代的变迁，许多人的命运由此改变。那一年，当听到高考恢复的消息时，年轻的和已经不再年轻的青年人，不论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在工厂部队，也不论是已为人妻，还是已为人父者，都被一种巨大的激情感动了，备考、赶考、录取，抑或被淘汰，演绎出一幕幕动人心弦的故事，那其中的“酸甜苦辣”令人至今难忘。
前不久，有的媒体举办恢复高考30周年有奖征文活动，很多与我同龄或比我稍大的同时代的朋友们写了很多令人感动的回忆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们对恢复高考的意义、心中的喜悦、考试的艰辛、命运的改变等等都作了深情的描绘，我深有同感。十年了啊，没有高考，很多人只有无奈地回到田野村庄，工矿企业，做一个体力劳动者。几千万城市知识青年被发配到农村去劳动改造。他们看不到人生的前途，看不见希望。恢复高考意味着机会均等和公平正义，不论你是干部子女，还是农家子弟，抑或工人的后代，只要你高考的成绩达到了录取线，你就可以上大学。学成后，可以成为国家干部，成为国家看重的人才。它可以立竿见影地改变人的命运。农民的儿子可以“鲤鱼跳龙门”，由“吃谷”（农村户口）变为“吃米”，由穿草鞋的变成穿皮鞋的，由农村人变成城里人；下放的知青可以脱离农村这个苦海；出卖苦力的工人将来可以成为“白领”；一个小学教师可能成为一个大学教授等等。高考为有志有才青年提供了广阔的人生大舞台，为他们改变自己的命运，将来为祖国为人民建功立业，书写人生的壮丽乐章，提供了良好的载体。
十年文革，只有极少数人有幸被推荐上大学，现在，既然有这么好的机会，千千万万有志气青年肯定要紧紧抓住。如果与之失之交臂，那将是人生的一大撼事。据有关部门统计，七七、七八年两年，全国报名参加高考的考生达1，多万人，我们四中的情形也一样，报名十分踊跃。报名者既有应届毕业生，也有历届毕业生，既有在校生，也有社会青年，既有工人，也有农民、小学教师、复退军人，既有未婚青年，也有已婚人士。
年，由于时间紧、基础差、准备不充分，四中只有一名社会青年考上大学，有几位考上中专。全县文科也仅10多人考取大学。苏花仔考上了武汉测绘大学，他原是新集中学的美术老师，算是未荒废学业。是年的高考，由于时间太紧，考试试卷由各省市区自行命题。当时，国民经济处于一种十分短缺的状况，试卷的纸张都成了问题，还是邓小平拍板，将准备用于印刷毛选五卷的纸调用才得以解决。
当时，湖北省也编了一些高考复习资料，我们发了几本，天天复习，也做了不少的试卷，三天一小考，十天一大考，考试成绩在全校进行排名。我们都进入了一种十分紧张的临战状态，进行考前的冲刺和人生命运的大决战。老师们也很辛苦，没日没夜地辅导、讲解。现在的老师，补课都有补助，那时候的老师补课是义务性的，他们体现了很高的奉献精神。由于我成绩优异，四中对我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希望我能为学校撑门面，象几门主要课程的任课老师对我特别关照，有时让我多做一些难度较大的试卷，送些辅导材料给我看。我若名落孙山，四中考生很可能会全军覆没。在此，我对学校领导和老师们对我当初的关心表示衷心感谢！我也要对我的父母、亲人对我的关心表示诚挚的谢意！高考期间，我父母特意让我妹妹将做好的炒鸡蛋送给我吃，我二姑将家里的好米给我送来，我四姑几次请我到她家去改善伙食。这使我感到了亲情的温暖。
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人上一百，种种色色。在关系到我们人生命运大决战的关键时刻，大多数人都在那儿废寝忘食孜孜不倦地学习，而有少数人却在那里谈情说爱，打情骂俏，打架斗殴。三班的那个叫陈什么的同学，经常打架，并且屡教不改。卢书记及其班主任多次找他谈心，对其进行批评教育，还把其家长也请到了学校，让其做他儿子的工作。可这人就是冥顽不灵，不肯改邪归正。最后没办法，学校只好将其除名，以警效尤。不能让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也有少数人在谈恋爱，经常约会，没用心学习。
新洲这些年的考生都是到邾城——区治之所来参加高考，而我们那时候就在所在高中参加高考。考试时间为7月8、9、10日三天，一天考两门课，分别是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英语等六门，英语分只作参考，不计入总分。
我们考试的时候，高一的同学已经放假了，教室都腾出来了。桌子比平时摆设的宽松多了，一人一桌，想舞弊是很难的。每个人有一张准考证，上面有各自的照片和编号，对号入座。我当时的登记照摄的还不错，我本来比较瘦，摄影时把我照胖了，很象毛泽东年轻时的照片，我还有点沾沾自喜呢。监考老师既有本校的老师，也有外地老师，监督的很严。
考试时，我尽管有点压力，但不是很紧张。我想，尽力而为，将自己平时最好的成绩发挥出来就行了。由于我是四中的“台柱子”，学校老师对我很关心，每考一门，任课老师就要找我问问情况，对对答案，说了之后，他们还比较满意，让我再接再厉，把下一门课继续考好。三天考试下来，我各门功课还算发挥正常，只是语文考得不好。考试结束大约半个月之后，成绩出来了，我总共考了分，其中英语45分，这是不计入总分的，只作参考。这是四中的最高分。刘德林是理科状元。五门必考课，我的数学考的最好，历史、政治、地理也都有六七十分，语文最差，没及格。我认为这成绩基本上反映出我的真实水平。别看我现在是一个作家，在中小学也一直是学校的佼佼者，作文经常被示作范文，当编辑记者什么的，其实，那时候我读的书并不多，最大的缺撼是我竟买不起一本新华字典和一本汉语成语字典。有些字，我知其意，但读不准。真正是“秀才认字读半边”。而七八年高考语文试卷有很多认字解意的内容。我的作文写的还不错。
恢复高考已经三十周年了。三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弹指一挥间，而人的一生并没有很多个三十年。三十年后，我们那代生于贫穷，长于忧患的77、78级考生大多成为国家的栋梁，社会的精英，学界的翘楚。象政界的李克强、薄熙来、周强、王军等；象经济界的李冬生、孟晓苏、王益等；学界的易中天、方方、肖复兴、陈建功、朱学勤，还有汪潮（戏言！）等；艺术界的张艺谋、陈凯歌、梁左、陈小奇等。
有几位同龄人写过三十年前恢复高考的回忆文章，因经历情形大致相似，感想相近，故摘录几段：
辽宁朝阳农学院，白卷英雄张铁生就读的大学，废除基础教学，学生经常深入农村劳动学习。电影《决裂》演绎的就是“朝农”经验，老教授讲“马尾巴的功能”，成了全国人民的笑话。推荐大学生，大学党委书记，记得是“李向阳”扮演的，摸摸某贫农社员长满老茧的手，吼道：“上大学的资格？这就是资格！”我和若干社员往返三十里，去公社看这场坝坝电影，皆曰：假！一幕幕动人心弦的故事，那其中的“酸甜苦辣”至今难忘。
我们上下几届，小学到中学，都是鬼混过来的。高中两年，最后一年学朝农经验，语数外理化生史地诸科，通通取消，编为政治文艺、农业技术、农业机械与红色医疗等专业，操练些银样蜡枪头的小儿科技艺，学业完全荒废。要想在一年半载之内，把初高中的数理化重新学过，而且是自学，谈何容易，谈何容易！但要改变命运，跳出农门，舍此别无他途。我好不容易找来“文革”前中学数理化，夜以继日苦读，其实是浮光掠影，囫囵吞枣。虽然是仓促上阵，乡谚所谓“刨急火包谷”，但我很有一点点自信：我若名落孙山，宣中“文革”中学生绝对全军覆没。
毛时代是个什么概念？今日后生想象不出来。老人家幸好没能万岁，莫说万岁，就是百岁，我的人生可能就是另外一番景象。因为，按“文革”名曰群众推荐实为“九品中正制”的现代察举制度，以我的家庭出身，爹妈背景，能读个宣汉师范就已属万幸，何敢奢望大学，而且是全国重点？前一年，我的毛根朋友，高我一届的贾诚，全年级之冠，走了很多关系，才被推荐到达州财贸学校；而一起昏耍的同学，有个当官的爹妈，哪怕是生产大队支书（今日村官），却春风得意耍到北大清华南开川大，最不济也是西师川师南师。
8月中旬，我们七个考取了大学的同学到学校去填报志愿。这七个人是汪潮、刘徳林、陈银旺、陈才喜、曹双发、张高明、李喜林，我和刘德林为本科，余者为专科。四中文科三个班只考取我一人，其他五人都是理科班的。有的人的录取通知来得很迟，直到11月分才来，以为录取无望，还到母校复读去了。
年，高考志愿一共可填10个，重点院校5个，一般院校5个。我重点院校的第一志愿填的是复旦大学历史系，一般院校的第一志愿填的是中南财经大学工业经济系工业会计专业。其它的志愿是如何填的我已经不记得了。复旦没录我，也许是总分略低，也许是我的语文没考好，学历史，是需要汉语基础尤其是古汉语基础的。我很失望，但失望中也夹杂着巨大喜悦，一个农民的儿子能够上大学，而且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已是够幸运的了。中南财大也是一所很不错的学校，在全国财经院校中是一流的。
对于自己的兴趣爱好我肯定知道——历史、哲学、文学、政治等。填复旦顾及了我的兴趣爱好，而填财大，则非本人的愿望。我叔叔当时是一个会计，他说，读工业会计专业，将来到一个大工厂去当一个会计挺好的，有权！我那时候才15岁，社会经验不多，就按他说的填了，结果就录到财大了。当然，学会计专业其实真的挺好，会计工作很重要，我的很多同学后来都混的人模狗样的，就沾了这专业的光。但是，对于我来说，主要由于自己太过倔强，不能通权达变，没认真学好专业知识，也就没有了自己安身立命的专业知识优势，在世俗的功名上就有些吃亏。当然，为了那光辉灿烂的理想，我得作出牺牲。
四中考取的另外六人分别录入了以下学校：刘德林，同济医科大学，他现在是新洲的知名外科医生；陈银旺，黄石工学院；陈才喜，武汉铁路学校；曹双发，孝感师范专科学校；李喜林，湖北财政金融专科学校；张高明，黄冈师范专科学校。我们78级的同学后来有很多人复读，翌年，有不少人考取了大中专，如，刘建华考入中南财大，我们再次成为同窗。还有袁沙平、何建平、张喜良、李荣、梅全旺、王厚明、杨意顺、王旭方、李春凰等十几个同学。还有不少同学通过顶职、招工、当兵等途径，离开了农村，进了城。
我的录取通知书由财大用挂号信寄到四中，然后，我的班主任陈老师亲自送到我家。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全家人都很高兴。这是我们家几代人中才出的第一个大学生，我祖父说，我家祖坟冒烟了。父母亲虽然没讲太多的话语，但，高兴之情溢于言表。弟妹们也十分高兴，还指望以后沾点光呢。其实，她们没沾我什么光。村里的人说，汪潮真是有大出息，成为国家的人了，再也不用象我们这样脸朝黄土背朝天了。大队、公社的领导也都为我感到高兴，向我表示祝贺。汪忠善书记亲自来到我家向我致意，他说，你和德林是我们大队出的第一批大学生，为大队争了光。希望你到大学后再接再厉，刻苦学习，再创辉煌，将来成为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较大贡献的人。他还谈了自己的一些人生体验，要成就事业就要做到腿勤、耳勤、手勤、嘴勤，诚恳待人，诚实做人等。
年，我村的刘记华曾考取中专，上学一个月后查出有病，最后被退学，令人惋惜。我祖父放心不下，特意叫在我村住队的“二先生”（不知他姓什么，别人都这样称呼）给我检查身体，“二先生”给我量了量血压，把了把脉，说我的身体很好。
通知书来后，一些亲朋好友都来祝贺，有的送上二三元、四五元贺礼，有的同学送上个笔记本、钢笔什么的，小队送了10元钱的贺礼。那时的10元钱很值钱啊，要算份大礼。我家请了几桌客，还放了场电影。我还填了首菩萨蛮，题目是《赴江城求学有感》，词云：
自幼蹉跎十五载，今朝辞别多感叹。江城求学娃，志在兴中华。
读书破万卷，路行千重山。学海苦无边，奋击别有天。
不仅填了词，还用毛笔书之。幻想着有朝一日成为重要“墨宝”，“珍贵文物”，供后人临摩观赏。你瞧，够恬不知耻，野心勃勃的吧！
七七、七八年那会儿，学生上大学还须搞政审。由学校老师去办理此事。我的学籍档案办好后，就直接寄到了财大，我当时并没有看过。按有关部门的纪律也是不准自己看的。参加工作以后我才看过本人的人事档案，高考政审内容有我的在校表现，父亲、三叔等人的历史清白证明等，公社书记冯领志还在政审表上签字。可见，那时候很严哦。
高考结束后，意味着我们的高中生涯的结束。学校搞了一次78级同学毕业庆典。卢书记等领导老师对同学们说了些祝愿的话语，也对我们寄予了殷切的希望。他说，汪潮、刘德林等人考上了大学，希望你们发扬成绩，再接再厉，勤奋学习，刻苦攻读，争取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有的同学可能考虑复读，母校表示欢迎；有的同学可能当兵、当老师、当工人、当农民，或从事其他的工作，希望大家不要辜负母校的培养教育，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奋学习，认真工作，严格要求自己，政治上合格，工作上积极，为党和人民多作贡献。
我们四个毕业班的同学还照了一张合影。蹲着的、坐着的、站着的有好几排，女生在前面蹲了两排，老师坐了一排，男生在地上站了一排，在凳子上站了一排，在桌子上站了两排。合影照的背景就是我们那红砖红瓦的教室，前有几棵高大苍劲的松柏做点缀。
年7月，我高中毕业了。我已15岁半了，是一个对未来充满信心和美好憧憬的翩翩少年，也可以说是一个对人生和社会有着许多疑惑和未知的稚气的小青年。尽管在同龄人中，我的个头还算高挑，有1米68，长了些小胡子，喉结也很突出。但是，由于营养不良，与现代的青少年相较，个儿可能不是很高。而上大学后的一年之内，由于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加之又正处于青春旺盛生长发育期，我身高增高了10多公分，达1．79米。
在十五年的人生里程中，我对饥饿、生活的不易、劳动的艰辛，对人生的挫折等等都有一定的体检。对人性的善良，正义，人间真情，爱的奉献有深切的感知。也对人生哲学、社会现象有一定的初浅看法。在中小学尤其是四中，我们学到了一定的知识，增长了一些见识，认识了一些有学识、有道德、有爱心的老师，也结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同学、朋友。这是我人生的一笔重要财富。
在等待入学的日子里，我看了些书，学会了骑自行车，走访了一些亲朋好友，也继续干着放牛的营生。我感觉天很蓝，水很清，山很美，人也很可爱。这肯定源于我有一个好心情，因为我成为了时代的“宠儿”，天之“骄子”——即将成为一名光荣的大学生。
我深知，人生道路还很漫长，等待我的既有鲜花，掌声，也有艰难，挫折。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民，为祖国，为人类服务。这就是我的理想。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能上大学，怎么说也是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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