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义医卫事业源远流长。据有关资料考证，元代至正18年（年），“汾州孝义恶疫流行，医郎疗众疾之”。民国年间的中医，均为自由职业者，有的是自开药铺聘坐堂接诊；有的是走村行医逢集摆摊。民国10年(年)，全县有中医75名。当时有7位有名望的中医，曾组成“孝义中医改进研究会”，以整理古医学，发扬中医。民国36年，县中医界与北京联络，成立了“国医砥柱孝义县公社”。中医界擅行灸法、拔火罐疗法，对水治、温熨、割治都有些独特的经验，往往注重疾病与小气候、饮食和精神状态的关系，用几味药即使其病平复。民国年间，梧桐沈怀情治白喉痛有独特的奇方，曾获省县两级奖章。田家庄田新章专攻妇科，对早期崩漏尤有特效。石像冯大德，精于药物辨认的泡制。城东霍联甲，一生致力研究医学，著有《中国处方心》一书。也有少数庸医混杂其间，如在县城开福源堂药铺兼堂医的杨XX，为人治病弄虚作假，终被县定为庸医。更有水峪村巫医赵XX，其号“没尾巴来成”，能七天七夜水米不沾，可去阴间销死册而还魂活人，以此骗财，解放后终被法办。
（年孝义县首届中医科研座谈会合影）
孝义中医多是祖辈相传或师徒相授，也有自学成医者。好几位中医世家，六七代相传，颇领中医妙绝。堂医带徒，其徒多以拉药柜店员做起。因文化程度有限，师徒只能口传面授，熟记脉诀、针灸、药性、汤头、四诊八纲。年，北洋军阀政府曾专门废弃中医中药。后来，国民政府也曾通过“废止旧医提案”，使孝义中医事业受到严重挫折，因后继乏人，到年，全县仅有中医七名。
西医起步较晚。年，东盘粮人马步云，从省城医学传习所毕业，筹资块银元，医院，仅收徒五人，5年后停业。之后有济生药西医坐堂。年，城关人医院。几年后，梧桐人医院。年，县府筹块银元，选址在桥北厢，成立了“孝义卫生院”，开始用体温计注射器、血压计等手术医疗器。
（医院旧址）
民国初期，中药铺相继在县城、兑镇、下堡、高阳开设。到年，全县有中药铺38家。其间，不少药铺保质量承接着患者汤、饮、煎、膏、丹的加工与服务。日军占领县城后，药铺仅剩两处。年初，旧政权曾实行过分行合组，将四家中药铺并为“孝义县合联社中药供销部”，二年后撤销，将财产折卖给私商。
旧社会各类瘟疫流行。在民国的30年间，孝义境内就发生过不下7次瘟疫流行，有多例，死于流脑、白喉、回归热、痢疾、伤寒、霍乱、天花、麻疹的达好几百人。民国16年，司马村一带，由于布鲁氏菌发作，导致40多例俗称懒汉病、慢瘫子病发生，连续二三年不愈。此症传染来自羊畜。年在司马、大孝堡乡镇小范围暴发，后经县防疫部门积极防冶，才得以控制发展。民国8年（年），境内居民由于缺碘导致甲状腺肿粗脖子病的有余人。有的村是含碘过多也导致甲状腺肿。有的村是用水中含氟大大超标，出现氟斑牙症和氟骨症。当时由于生存条件所限，既无人过问，也没有谁能管得了，只好随其自然发展。
农村最差的是妇幼保健，在年，死于“血迷”（休克）产妇，全县竟达余人。分娩犹如过鬼门关。与此同时，新生婴儿死于破伤风的，每年也在多人，占出生总数的13%。无怪乎荒野中常见有丢弃的死婴被狼叼走，大一些的村镇还有乱坟岗。那时的人均寿命也只有36岁。
过去，人们的防疫意识很差。年，在开展防疫注射中，上级曾训令县卫生单位，派人偕同值岗士兵在县城四门为出入行人强行注射，同时为各校学生打防疫针。此后，县府曾组织多名医生，赴各中心国民学校讲卫生常识，经调查发现兑镇、下堡等校学生患寄生虫、红眼病、小儿佝偻病和营养性贫血者竟占学生总数的45%左右。
旧社会得了病，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很多人只好是硬捱着。有些病实在没盼头了，不得不出外寻医问药。有些人对病困惑不解，竟去求神问卜，有的人则听任神汉巫婆摆布，喝点香灰，祭典一下神鬼，以求得精神上的一点慰藉。最多的是感冒，治此症的办法是用平时采集的荆芥穗配杏干熬煎服用后，用被子盖一会儿，出一身大汗，或者拔火罐病。眼病是用泡制下的蛇皮水洗洗，疥疮是用硫磺熏一熏，人们基本用这些土方法治病。
农村除了疾病、瘟疫外，困扰人们生活的，莫过于苍蝇、蚊子、跳蚤、臭虫和贴身的虱子。这些害虫使劳苦的人们无法安然地休息，只好用艾草熏蚊，用砒霜液毒蝇，用豆角叶治臭虫，临睡前拿盏灯在墙缝中挑臭虫。其实这些办法效果都不大。用敌敌畏与六六粉治虫害是解放后的事情了。现今的人，在防治疾病、妇幼保健、防控瘟疫方面，犹如身居福中。加之，人居环境日日美，精神文化生活的提高，而且远离了各种害虫的困扰，同旧日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
武天贵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