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代号“瑞金”的特别队伍
红军长征浩浩荡荡的队伍中，还有一支很特别的队伍——红军的医疗部队。
两万五千里，长征路漫漫，饥寒、伤病、死亡的威胁时刻考验着红军。担架上抬着重伤员、肩上挑着沉重的药箱，红军医护人员们随军转战千山万水，利用战斗间隙医伤治病。没有手术台，他们就支起门板代替；没有绷带，就撕开自己的被子……在恶劣的环境中，依靠各种因陋就简的方式，他们挽救了无数红军官兵的生命，为革命保存了有生力量，留下星星火种，为万里长征“护航”。
1
秘密启程
年10月，瑞金，秋风阵阵，枯黄的树叶飘落在田野和小路上。长征队列中，走过来一支不一样的队伍。
队伍中没有长枪大炮，也没有荷枪实弹的精壮战士。有的是几百副担架、上百匹骡马驮子，担着药品设备的小伙子，拄着棍子的老人，身穿肥大军装的女兵……
这支特殊的部队就是红军总卫生部。
当时，中央机关编为中央纵队，代号“红星”；总卫生部属于中央纵队，代号“瑞金”。时任总卫生部长的贺诚，被称为“瑞金司令”，他统率着这支“老弱残病”三千多人的部队，步履艰难地开始了长征之路。
中央红军决定长征是在极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瑞金红军卫生学校的师生并不知情。
张汝光，红军卫校第一期学员，10月初的一天，突然接到总卫生部通知，要他马上去部里。他后来回忆说：“医政局长陈志方交给我3医院的人员花名册，叫我医院去，按名册挑选名年轻力壮、优秀的男医务人员和护理人员，限时办完，并向他报告。”
医院医院临时抽人组成的，医院有多名工作人员，平时整训，战时作机动力量。
经过一番忙碌，人员调齐后，总卫生部又让张汝光制作10副用白铁皮制的轻便药箱担子，准备供名伤病员3个月用的药品器材。
那时，他不知道准备这些要用来干什么。
10月13日晚，总卫生部派来50多副担架，每副配了五六个民工，并安排张汝光把一百余名工作人员和60名伤病员带到指定地点集中待命。
“贺诚部长当时对我说，‘你告诉大家，随时准备出发。行军路上要照顾好坐担架的重伤病员，注意隐蔽防空。’”张汝光很纳闷，没有想到这就是万里长征的开端。
??“叶坪乡朱坊村村使馆内一角”留给医护人员们准备出发的时间很短，但同志们尽了最大努力。
贺诚后来回忆说，当时已创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器材厂，生产出大量医用棉花、纱布、绷带、一般外科器械、西药、中药。特别是改良后的剂型中药，更为部队欢迎。“这就使国民党对我们实行的药品器材的封锁基本上失败了。而到了长征的准备阶段，不但给部队预发了3个月的药品，总卫生部还自带了担药品器材。”
为了便于到达目的地后就可铺开工作，他们携带了大量药品、器材、X光机设备等，加上担架队、运输队，人数众多、物资笨重。这也是长征初期搬家式行军的一个侧面写照。
“我们把实验用的狗、羊等牲畜宰了，书籍、仪器、图表、模型、标本等由挑夫挑上跟随转移。每个学员除自身的衣物、铺盖外，还得背上枪支、弹药、干粮和讲义等四十至六十斤重的物品行军。”红军卫校第六期学员吴行敏说。
??“叶坪医院旧址”
10月14日，总卫生部和随总卫生部行动的卫生学校、医院3个所、运输部队等接到命令，于当晚7时出发夜行军，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
2
“红色华佗”
行军队伍很长，有时不分昼夜地急行军赶路，且走的都是人迹罕至的小路，甚至是没有路的山、沟、滩、谷。
医疗队伍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人——傅连暲。因为年岁大，身体又有严重疾病，他成了唯一“坐着轿子长征”的人。当然，坐轿子是少数时候，大部分时间他还是像其他人一样行军。
傅连暲是中医院的创办者，他和毛泽东的相识，还有一段传奇。年秋，毛泽东指挥东路红军进行漳州战役，由于过度疲劳，肺病复发，来医院。时任院长的傅连暲细心为他检查诊断，精心治疗。不久，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医院迁到瑞金，医院。他说服了家人，将自己积累多年的医院。
傅连暲和家人做了6个铁皮箱，里面主要装珍贵的医疗器械，每个箱子都有30斤左右。瑞金中央政府派了多名运输人员，两个多星期往返数次，医院的所有设备、伤病员搬到瑞金，设于叶坪洋岗下村。
傅连暲医术高超，尤其擅长内、外科与妇产科。在长征前夕，傅连暲为毛泽东治好了恶性疟疾，他自己也跟随红军踏上了长征路。
长征行军中，每到宿营地，傅连暲把自己的包袱和干粮袋往地上一放，便飞快地跑出去到附近的群众家里找门板。
为什么找门板？那就是手术台。没有纱布，就用厚纸代替，傅连暲带领医生、护士们抓紧时间抢救伤病员。
医药缺乏，傅连暲带着医护人员随时就地“取材”。一次，一个红军战士牙痛，整个腮帮都肿起来，疼痛难忍。傅连暲看到了，对这位小战士说：“你嘴巴张开，我给你打个麻醉。”战士张开嘴，傅连暲立马塞进一个草药团子，趁着麻劲儿，立即把坏牙拔出。那个草药团子，就是傅连暲行军途中随手采的。
到了川康边界，高寒地区气候恶劣，食品药品匮乏，加上疲累不堪，伤病员很多。
当时，红军队伍里最多的是四种病：疟疾、疥疮、溃疡和伤寒。伤寒病人发热多在40度以上，病人昏迷不醒，常伴有肠出血，如不及时医治，生命危在旦夕。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傅连暲和医护人员们采用“土办法”治疗伤寒和伤寒伴肠出血，收到很好的效果。一是用冷敷退烧，将毛巾浸了冷水，敷在病人头上和身上使病人退热。二是喝浓茶，因为茶里含有鞣酸，能止血，还含有咖啡因，能强心利尿。医护兵们把茶煮得浓浓的，每两小时喂病者一次，很多人的病都治好了。
环境那样恶劣，病情那样严重，用这种冷敷、喝浓茶的方法治疗，居然能治好病，不能不说是奇迹。
长征时傅连暲已经40多岁，高瘦文弱，患有肺病，肠胃亦不好，周围很多人曾劝他留下，他一一婉言拒绝。长征路上，他不知道救治了多少伤病员。他负责过朱德的保健，帮助周恩来从疾病中恢复了健康，为邵式平、王树声治好了伤寒，为贺子珍接生……他，以及众多医护人员，被红军指战员称为“红色华佗”。
??“叶坪乡朱坊村村使馆内一角”3
长征走出医学博士
长征途中，红军医疗部队不仅仅担负着救死扶伤的重任，更一路开办医护培训班，通过各种方式培养医疗、救护人才。
傅连暲也是教学的负责人，江西时期，他曾创办“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看护学校”，培训了60多名红军医务人员。后来，红军卫生学校转迁到瑞金附近，与他的医学校合并。年之前，红军卫生学校共有名学员毕业，全都参加了后来的长征。
而这些学生中，有一位年轻人名叫涂通今，傅连暲的同乡，福建长汀人。
长征开始时，医院的医生，刚刚20岁。
涂通今后来回忆：“受技术和物质条件的限制，当时只能做一些诸如消毒、包扎、固定、止血、缝合、取子弹、取骨片这样的处置和小手术，至于断肢和内脏手术，根本没法做。我救护过的伤员不计其数。现在看来，有不少同志由于没有得到手术和输血输液的机会，本可以得救的，却失去了生命。”
边行军、边实践、边学习，长征途中，虽然战火纷飞，医护人员日夜奔忙，但只要一有条件，医护学校就会复课。
遵义会议后，红军医务人员重新进行了编组，以加强一线部队的医疗救护。移动医疗救护队被分散编组到红军各个团级战斗部队。医院取消，其医护人员也被分散到各个团级战斗部队。红军的医护学校在长征途中新招收了名学员，对他们进行战场紧急救护、疾病防治和行军过程中的医疗护理等课目强化培训。医护学校由王斌、孙仪之、俞翰西、李治等医生负责教学。
红军翻越夹金山后，到了山脚下，趁部队休整，医护学校再度复课。医生们教课非常认真，手把手地传授：如何帮病人测体温、把脉搏，如何帮助病人排泄，如何为病人灌肠，如何为病人清理伤口等等。
过草地时，涂通今已是左路军第32军团8团卫生所所长。每日到达宿营地后，他先选择一块比较干燥的山坡，搭起帐篷支上炉灶，捡来干牛粪点上火，消毒医疗器材，然后给伤病员看病、换药。有时正准备搭帐篷拾牛粪，忽然天气骤变，雨水冰雹齐下，医护人员个个浇得像落汤鸡，牛粪打湿了，火也点不着。“我们真是伤心着急啊。风雨一过，满天星斗，我们又开始工作了。”
经过长征的考验，到达陕甘宁边区后，涂通今被调到中央教导师卫生处，医院所长和医务主任。医院任职期间，涂通今深感自己的医术和医学理论还远远不能适应革命的需要。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长征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但是涂通今决心继续学习深造。年，他走进了边区最高医学学府——八路军卫生学校（后来的中国医科大学前身），新中国成立后又留学苏联取得了博士学位，后成为我国神经外科创始人。
“长征走出来的医学博士”，涂通今的成长不是个例。迎着战争的隆隆炮响，许许多多的医护人员像涂通今一样，边治病边学习，带着“艰苦奋斗、救死扶伤”的革命精神，他们辛勤耕耘，把红色卫生事业传续的声响，激荡在历史的天空。
摘自：党建网、中国共产党新闻、北京日报
欢迎投稿：
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