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复刊40周年李耀国岁月留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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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复刊四十周年特稿

岁月留痕

李耀国/文

　　去年11月，天气开始转凉，突然接到马戎夫人何老师的电话，说马戎昨晚去世，享年90岁，他是《红岩》复刊后第一任领导中最后一个离世的，他的离世，表明那个时代的终结。对于现在的年轻作家来说，原《红岩》主编王觉、马戎，副主编杨甦、熊小凡、杨山等人的名字很少有人知晓，而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的名字在重庆文学界却是如雷贯耳。

　　我急忙赶到殡仪馆，向马戎作最后的诀别。马戎躺在鲜花簇拥的玻璃棺材里，摘掉眼镜的眼窝显得越发深凹，淡然的脸上显示出他与世无争的超脱，他性格内向，学识渊博，生前却没有留下一本著作，就这样默默无闻地走了，而他在审稿笺上写下的大量审读意见，许多也是一篇篇有着真知灼见的评论文章，也将随着他的离世而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也许是当编辑的悲哀，如果不在编辑的岗位上，也许他会成为一名作家，或者文艺评论家，一定会有许多著作问世，流芳百世。那时选拔编辑，多从社会上发表过一定数量文学作品的作家中挑选，而一旦走上这个岗位，大量的来稿花费了你所有的精力，使你无暇顾及个人的创作，你成就了许多作家，而你却始终站在幕后无人知晓，难怪有人说编辑是为人做嫁衣裳的职业。

　　四十年前，也就是“文革”刚结束不久，我被调到市文联。当我沿着一条斜坡走进了重庆村30号，这是一座闹中取静的小院，在青砖围墙里面，有几幢旧式小洋楼，楼前的树木苍翠，草坪绿草茵茵，似乎隔绝了外面的喧哗，显得幽静而古朴，那就是原市文联所在地，不过现在这里已变成了居民楼，往日文艺界在这里聚会的热闹场面已不复存在，很多年轻艺术家也不知道这个地方了，可在那时，却是全市文艺爱好者心中神圣的殿堂。经历了风暴的摧残，凋零的花朵正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化雨开始复苏，文联大院已修葺一新，空气中弥漫着油漆的气味。关进“牛棚”的人回来了，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农场劳改的人回来了，被迫害致死的人平反了……从这些劫后余生的老艺术家饱经沧桑的脸上绽放的笑容，你可以深切感受到文艺的春天到来了。

　　在到文联报到之前，我已知道对我的工作安排了。那是不久前在南泉召开的文学创作会议上，也是“文革”过后文联恢复工作召开的第一次全市性的文学创作会议，我因为刚从部队复员回来，对重庆文艺界的情况很不熟悉，对于文联党组书记王觉，我也只是远远地看见过他坐在主席台上发言，从未有过接触。有一天晚饭后，他突然找到我，说要和我谈谈。我心里明白，这次谈话，将决定我今后的命运，因此心里显得有些忐忑不安。我们沿着花溪河边，慢慢地走着，我向他谈起我在部队的情况以及发表的文学作品，他默默地走着，不住地点头，似乎已有所了解。他突然停住脚步，转身面对着我，沉默了一会，说：“关于你的调动，党组已作了研究，同意你调入文联，但不能当专业作家，只能作编辑，因为文联恢复工作后，首要的是办好刊物，发现和培养作者，繁荣创作。”他的神情分明是在征求我的意见，而我当时只要能够重归文艺队伍，干什么都行，于是向他表示愿意接受，他这才笑了笑，我们继续沿着河边散步。夕阳洒满河面，闪耀着金黄色的波光，两岸苍翠的树林，不时传来晚归鸟儿的啼鸣，使人感觉到浓厚的春天气息。王觉向我谈起他的经历，我这才知道，原来他在红军时代就参加革命，一直以作家的身份掩护从事地下工作，隐姓埋名，常使用不同的笔名撰写过许多左翼文艺评论文章，推荐介绍进步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像黑夜中的火光，照亮了青年人寻求革命的道路。遗憾的是在他去世之后，他儿子想收集成册出版，也搞不清他究竟使用过哪些笔名。其实王觉更看重他的编辑工作，他早年和何其芳一起，编辑出版了许多进步作家的书籍，其中在沙汀最困难的时候，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困兽》。我知道，他向我谈这些，无非是想说明编辑工作的重要，这次谈话，影响了我的一生，使我能够在编辑工作岗位上，心甘情愿地为别人做嫁衣裳。我们的谈话开始变得无拘无束，似乎是相交已久的朋友，可以敞开心扉，坦诚交流，以后我调到文联，和他长期相处，从没有上下级的那种隔膜。在重庆文艺界，少有人叫他王书记或王主席的，同代人直呼其名，我们作为晚辈的都叫他觉伯伯，他那种平易近人的作风，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每当我想起王觉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便会浮现出我和他在南泉散步的那一幕。当时文联的规模很小，没有下属协会，他的精力主要都用在《红岩》上，后来各协会相继成立，他的工作增多，这才把主编的位置让给马戎，但是大凡《红岩》的重要稿件，他仍然会亲自过目，编辑部的大小活动，他也不请自到。

　　当我到了编辑部，这才发现，编辑部全是一帮老人，年龄最小的马戎，其实也过了知天命之年。由于“文革”十年，文联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基本没有新人调入，而我当时已三十出头，大家却叫小李，直到我退休之后，仍然有人这么称呼我，使我哭笑不得。

　　马戎最初给我的印象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作为主编，在他召集会议或讨论稿子时，他很少讲话，只是专注地倾听别人的发言，也许听觉不好，常常伸过头去，把耳朵凑近别人的面前。他上班之后，就一直把自己关在主编单独的办公室里不出来，我们偶尔路过，只见他瘦小的身子蜷伏在藤椅上，因为视力不好，尽管戴着深度眼镜，但他看稿还得使用放大镜，见他看稿这么辛苦，我们都不忍心打扰他。那时编辑的工作特别清苦，堆积如山的来稿需要花费大量精力，挑选出来的稿子最后都涌向主编那里，需要他一一审定，更为揪心的是办刊经费严重不足，每一期的出版都捉襟见肘，可想作为主编的压力。别看马戎外表瘦弱，但他的骨头却最硬，在签发稿件上，坚持发稿质量，不管你名气如何，官位多大，再多的求情和送礼在他那儿都不起任何作用。马戎曾说过：“有的名作家把一流的作品给别人，把别人退了的稿子再寄给我们，我们的刊物又不是接剩饭的。”有一位老作家写了一部长篇，被马戎退了，老作家不服，上书市委书记，书记回信要求照顾，马戎顶住压力，仍然坚持不发。其实除了稿子之外，马戎对我们年轻编辑还是比较宽容，思想也不保守，大凡经历过“反右”和“文革”的人，为人处世都比较谨慎，特别是作为文学编辑，对作品深藏的主题思想的把握，往往决定着你的文学修养和政治的敏感性。《红岩》复刊前，因作家还不知道这本刊物，不会投稿，编辑部又没有存稿，只有采取外出组稿的方式。当我从合川带回邓兴林的中篇小说《写给马克思的报告》，尽管我很喜欢这部小说，邓兴林出身地主家庭，从小就受到不公正待遇，只好离家出走，到处流浪，当过江湖郎中，卖过假药，多次被收容遣返，捆绑吊打，又一次次脱逃……他是用血泪在控诉。尽管当时“伤痕文学”已风靡全国，但邓兴林这篇小说也写得过于灰暗和低沉了，我在路上就有些担心在主编那儿通不过，然而没有想到，马戎看后即表态可以用，但要大量压缩冗长的议论和过多消沉的章节，尽量保留作品有亮色的部分，在征得作者同意后，这部七八万字的小说由我压缩成三万字，并改名为《苦难》发表在《红岩》复刊号上，从而也改变了作者的命运，邓兴林后来被调到县文化馆工作，结束了他的流浪生活。

　　当我们在编辑部干的时间长了，马戎也渐渐对我们放手。记得有一年春节期间到成都组稿，向著名导演兼作家冀邢索稿。冀邢告诉我，他手里正好有一部刚完成的中篇，但《当代》一直盯着，如果《红岩》想要，一定要承诺近期发表，毕竟《红岩》也是有影响的刊物。我取回稿子，当晚一口气读完，深为作品中人物的命运震撼，激动万分，第二天一早，我就迫不及待地给马戎挂了个电话，把情况汇报之后，马戎爽快地说：“那你就答应他，下期就发。”我仍然不放心地问：“马老，你还没有看过，万一你认为不行怎么办？”马戎的回答使我至今难忘，他说：“都是老编辑了，怎么连这点判断力都没有？”主编的信任，使我十分感动，我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冀邢，并将稿子带回了重庆。春节过后，马戎一上班就看了这部作品，也认为写得相当不错。冀邢这部12万字的中篇在《红岩》发表时取名为《十点钟的太阳》，许多读者看了这篇小说都认为是《红岩》近几年发表的最好的一部作品。我常常想到，冀邢这部作品能够在《红岩》上发表，除了我对作品的判断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主编对编辑外出组稿时给予的信任，如果我不能当面承诺，这部作品就会流失。以后我多次外出组稿，由于有主编的授权，能够当场拍板，许多优秀作品在《红岩》抢先发表。不久冀邢亲自将这部作品改编为30集电视连续剧，改名为《兄弟》，拍摄场地就选在老文联大院，这是因为他过去经常来《红岩》改稿，熟悉这块地方，并有着深深的感情。本来冀邢还想让马戎演一个角色，他说马戎太像一个老知识分子了，我说：“你别为难老马了，他是最不愿意抛头露面的。”

　　马戎退休后，正值中国作协搞重新登记，马戎认为自己不在文学岗位上了，没有资格再留在中国作协里，坚持不肯填表，他这种淡泊名利的精神，很多人都难以理解，但马戎就这么固执。他退休之后，一直深居简出，开始我还经常去看望他，向他谈论一些文联的近况，他总是饶有兴趣地听我诉说，说明他对文联和《红岩》工作的关心。后来他的两耳完全失聪，已经完全无法交流了，加之我搬家后，离他住家距离很远，从此再未见过他。没有想到最后一别，竟是在殡仪馆，我望着他躺在玻璃棺材里，面容枯瘦，心里十分难过，不由得想起在他临近退休之前，我和刘彦陪他到乐山组稿，车过五通桥时，他提议在这里住一宿，当时我们觉得有些奇怪，因为这里离乐山已经不远了。待住下后，他才告诉我们，抗战时期，他作为一名难童，从安徽老家一路颠沛流离来到这里，被战时儿童保育会收养。他回忆道：“我在保育院，一身长满了疥疮，妈妈，我们都叫保育院的老师为妈妈，给我洗澡，然后用白床单裹住我全身擦干，鲜血把白床单都染红了……”我见泪光在他的眼睛里闪亮，感到有些惊讶，在我的印象中，马戎是个喜怒哀乐不形于色的人，我现在终于明白了，马戎只不过把自己的感情埋藏得很深，不会轻易表露而已，其实他对我们的关怀，我们也能感受到，但他从不用语言表达，也许儿童时代生活的不幸，养成了他孤僻的性格。我们陪他在五通桥寻找当年儿童保育院的旧址，由于旧城改造，小镇已面目全非，只能找到大致的方位，他久久地站在那里凝思……

　　和马戎性格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杨甦，别看杨甦在编辑部年龄最大，我到编辑部的时候，他已过了花甲之年，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像一个瘦弱的老头，但我和他接触多了，我才发现，其实他的心理年龄很年轻，他不仅能够接受新鲜事物，穿着打扮也很时尚，他春秋天穿的米色风衣，当时只在年轻人中很流行，他平时也爱穿西服，挺胸直腰，显得风度翩翩；同时，他也爱和年轻人接触，当时文联办公室不够用，一般住在文联大院里的老同志多在家里办公，但他也常常到编辑部来和年轻编辑聊天。他的经历丰富，读书又多，特别　　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从文艺方面来说，主要还表现在对封建主义的批判上，有一次在讨论婚姻爱情题材的小说时，杨甦对青年作者说：“不要以为你们现在才反对封建主义，其实在我们年轻时也在反对封建主义，我当年为了反对封建包办婚姻，逃婚去了阿坝，你们有这种勇气没有？”谈到当年的壮举，杨甦的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阿坝是当年红军过草地、爬雪山的地方，可见其环境之恶劣，我实在无法把当年那个为了追求婚姻幸福而逃亡的年轻人和眼前这位衰弱的老人联系起来。但是我所看到的杨甦晚年生活还是很幸福的，他的老伴范孃孃对他的关心和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有时我们在办公室开会，只要天气稍有降温，范孃孃会及时送来毛衣；天突然下雨了，下班走到大门口，范孃孃也总是拿着雨伞在门口等着他，其实办公室到他家也就几步路的距离，每当看到这感人的一幕，我都会笑他是一个幸福的老头。

　　不久前，我应邀参加了电视剧《重庆大轰炸》剧本讨论会，见到了阔别多年的原中国文联副主席、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我问他：“你还记得我吗？”仲呈祥一双大眼睛在厚厚的镜片里闪着犹疑不决的亮光，我感到他想不起我了，于是又问：“那么，你还记得杨甦吗？”记忆的闸门仿佛瞬时打开，他离席走到我的跟前，握着我的手说：“你是原来《红岩》编辑部的。”我点了点头，正想告诉他杨甦已去世多年的消息，他却抢先说道：“杨甦去世后，我专程到他家里，向他的遗像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我之所以提起杨甦，是因为我相信呈祥必定记得他的恩师。20世纪80年代初，呈祥作为一个青年文艺评论家，经常向《红岩》投稿，杨甦对呈祥十分器重，不仅编发了他初期的一些理论文章，还向重庆出版社大力推荐出版了也许是他的第一本文艺理论著作，并且亲自作序。后来呈祥考上了电影理论家钟惦棐的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成了中国文艺评论界的泰斗级人物，官至副部级，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大型文艺节目中，常常看到他坐在评委席上。呈祥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又被中国传媒大学聘为研究生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这样一个功成名就的人物，至今不忘他的恩师，我想杨甦的在天之灵，也会感到欣慰。

　　熊小凡是分管小说的副主编，由于《红岩》以发表中、长篇小说为主，因此小说的发稿量大，来稿数量多，我们初审的编辑的人相对较多，挑选的稿件都集中在他那儿，每次到他家里送稿，都会看见他的案头上存放的稿件堆积如山，他不仅要每篇过目，并且重头稿件，特别是长篇小说，他还要充当责任编辑，亲自操刀，可以说，他是编辑部最辛苦的。

　　小凡身材瘦高，性格类似马戎，不苟言笑，编辑部集体讨论稿件时，他的发言声音很大，仿佛是在吵架，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听力也不好，据说耳聋的人讲话声音都大，因为他总以为别人也会像自己一样听不见。有人开玩笑说《红岩》是出聋子的地方，后任主编张胜泽也有听力障碍。好在对于从事文字工作的人来说，听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双慧眼。小凡给我的印象就是像一头老黄牛，只知道默默地耕耘，平时在文联大院很少见到他的身影，他整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红岩》复刊后第二期要发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这部作品大家都看好，责任编辑的工作自然落在小凡头上，整整一个多月时间不见小凡身影，直到要送印刷厂了，他才叫我到他家取稿，走进他的家里，满屋的烟气，他如释重负地靠在藤椅上，一脸倦容。我接过稿子，随意翻开一看，竟然全是他的笔迹，显然整部作品重新誊写了一遍，那时没有电脑，誊写都在稿笺上一笔一画地用笔写出来，这是任何编辑都很难做到的，当时我很感动，也是小凡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近20万字，誊写一遍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啊！何况还是别人的作品，发表出来谁知道你付出了这么多心血？小凡却淡然地说：“稿子改得太乱，怕排字工人看不清楚，只好重新誊一遍。”这部作品在《红岩》上一经发表，立刻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高居首届茅盾文学奖榜首，改编的同名电影也获得了金鸡百花奖。

　　由于《红岩》是大型综合性文学期刊，不能让长篇小说占据了全部版面，所以对长篇小说都进行了适当压缩，开始作者急于发表，表示同意编辑部的处理，但是发表之后，多少有些怨言，让小凡承受很大压力。云南著名作家张昆华发表在《红岩》复刊后第2期上的长篇儿童文学《蓝色象鼻湖》，是我编辑的，发表后随即被天津新蕾出版社的一位编辑看到，很快于年3月出版单行本，以后又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许多著名文艺评论家也纷纷发表评论文章赞不绝口。这部长篇小说后来被中央文化部和国家出版总署联合评为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一等奖。就是这部在20世纪80年代给昆华带来广泛声誉的作品，在昆华心里却始终遗留着遗憾。昆华是我的战友，也是我的老师，我到昆明组稿，多次拜望他，但他从未提及。后来我无意在《文学报》上看到他发表的一篇文章，他谈到在一次笔会上见到小凡，向小凡提到对这篇小说删改的意见，小凡却对他说：“是我叫耀国压缩的，主要是考虑到版面的原因，而新蕾出版社也是根据《红岩》的刊发稿出版的，使原稿中删掉的内容没有增补进去，请能理解。”小凡为我承担了责任，使我很感动。然而昆华的这个遗憾，终于得到了弥补，年，晨光出版社全文出版了《蓝色的象鼻湖》，使这部早已绝版的作品，重新闪耀波光浪影，重新发出野象的吼声……而我常常想，如果这部作品不在《红岩》迅速发表出来，也就失去了评奖的机会。为了弥补经过压缩发表在《红岩》的长篇小说的遗憾，编辑部会主动向出版社推荐，使删掉的一些内容能够再现，比如《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在《红岩》发表不久，四川出版社和百花出版社很快就联合出版了单行本。

　　尽管小凡是我的顶头上司，但是除了工作上的交往之外，平时少有接触，他的工作太忙，也无暇和我们闲聊，他又不是那种摆起一副上级的面孔随意教训别人的人，他总是以自己对工作的态度感染着我们，使我们逐渐懂得如何当好一个编辑。只有在每年的春节期间，他会在家里设宴招待我们这些年轻的编辑，算是他对我们的犒劳。

　　分管诗歌的副主编杨山，本身就是一名诗人，出版过多本诗集，由于《红岩》的诗歌版面不多，所以由他独当一面，在他的身边聚集的都是诗人，在工作上和我们少有交集。那时重庆的诗歌很活跃，涌现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诗人，如傅天琳、李钢等，我想和杨山的扶持不无关系。杨山对诗歌的热爱，还表现在退休之后，自费创办了诗刊《银河系》，由于没有财政补贴和无法申请到公开发行刊号，他不得不四处乞讨筹集办刊经费，本来退休之后，应该颐养天年，他身体又不好，记得过去叫他到外地出差或疗养，他都推说自己心脏不好而拒绝，没有想到在他退休之后，给自己找了一件麻烦事。杨山是个执着的人，《银河系》一直坚持到现在，不仅发表了大量青年诗人的作品，许多著名的老诗人也因为和他的朋友关系而不断赐稿，使这本以内刊形式出版的诗刊办得在全国很有影响。

　　杨山不仅执着，有时也很固执，年国庆前，他感觉身体不适，家医院治疗，但他坚持不肯，没有想国庆后便在家与世长辞。以他长期病弱之身，能够活到87岁，也不容易了。

　　我离开《红岩》很久了，但我一直很怀念那段生活。我在《红岩》工作期间，条件还相当艰苦，编辑部没有一张像样的桌子，房间也没有空调，夏天酷暑难耐的时候，我们讨论稿件或开会学习，就跑到楼下的文联礼堂或草坪上，穿着短裤，赤膊上身，连老同志也不例外。王觉、马戎、杨甦和熊小凡都长得很瘦，毫无遮掩地暴露出搓衣板似的排骨，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好笑。直到赵晓玲调来后，编辑部有了女同志，这种不雅观的现象才彻底改变。由于改稿常熬更守夜，老人们多数人抽烟，在一起开会时间长了，大家会相互递烟，我年轻时并不抽烟，也渐渐染上了抽烟的习惯，我夫人常取笑我：“你在编辑部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抽烟。”虽然当时工作条件艰苦，但是大家相处和谐，对于一些稿件的不同意见，大家可以坐在一起争论，从未有过上下级之分，王觉资格老，级别高，解放初期便是厅级干部了，有时他和我们外出组稿，就近找个茶馆，边喝茶聊天，边和作者谈论稿子，饿了喊碗小面，环境相当宽松，交流也很融洽。我至今还养成这种习惯，不喜欢在宾馆的豪华会议室里正襟危坐，更愿意在茶馆里随意交谈。

　　老编辑渐行渐远，他们身后留下了长长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