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我的瞬间
梁鸿/上海文艺出版社/-3
《历史与我的瞬间》是知名学者、作家梁鸿的最新随笔集。既延续其在《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两书中悲悯大地的思索，又独具一份直见性灵的优美天成。该书分“归来与离去”“文学在树上的自由”“我们曾历经的沧桑”三辑。在梁庄和都市之间，归来、离去、重返；在书斋和乡野间，游走求索；读书论世，与大师也与自己相遇。
你是谁？在历史的洪流中，在归来与离去之间，你该如何存在？
历史的阶段性重复和折腾，其实就像人一样，所谓“好了伤疤忘了痛”，不断愈合，再重新制造新的创伤。无论如何，我并不知道“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我所记忆的童年只是一些碎片式场景，争斗、播种、收割，春天、夏天，上学、成长，它们嵌入在平静日常的生活中，带来并不深刻的伤心、害怕和欢乐。
年，香港的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在内地电视台上映。那一整个夏天，每到傍晚，梁庄的大人、少年就一群群地到吴镇去，寻找有电视机的家庭，站在人家门外等着电视开始，也不管人家是否愿意。所有人都看得如醉如痴，每当片头那两个骷髅出现并交错放出两道彩色光柱时，大家都会发出一片惊叹声，而俏皮的黄蓉头一歪，逗她的靖哥哥时，又都发出会心的哄笑。
我也是那群人中的一个，那两道光柱，在我心中闪烁了好多年。对于当年那个十四岁的大陆少年来说，“香港”，就是《射雕英雄传》，它是工业文化和传统文化完美结合的化身;就是充满某种温柔和哀伤情感的“流行歌曲”，它们突然让你体会到一个人原来可以有如此丰富的情感，那应该是现代个体意识的初次萌芽吧;就是充满动感的“迪斯科”，它让你震惊，一个人原来可以这样放肆、自由地舒展自己的身体。在当年的大陆，这些来自于香港的事物，都有很深的“解放”意味，虽然今天看来，这里面蕴含着更复杂的也更难以判断的文化意识形态。
似乎有一个通道慢慢打开，世界还有新的方式，身体还有更多感应，生命还有更多情感，它是无穷尽的。我记得十四岁的我，在看完郭靖黄蓉之后，和一个小伙伴，坐在暗夜的河坡上，在虫鸣中，羞涩地谈我们似是而非的暗恋对象。“射雕英雄传”、费翔和“恋爱”到底有什么关系，这还需探讨，但由那色彩和身姿而起，却是毋庸置疑的。但他们离我仍然遥远，我当时为之痛哭的却是另外一件事。
我和一个女生上自习课的时候在走廊聊天，被学生会干部发现，在被严辞批评的时候，我嘟囔了一句：又不是在搞同性恋。那几个学生干部大惊失色，迅速离开。晚上，我的班主任把我叫出了教室。那时候大家正在上晚自习。班主任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讲马列的老教师，方形脸，黝黑呆板，严肃正义。我刚一站到走廊，班主任就狠狠地推了我一把，愤怒地嚷道：“你知道那是啥吗?你还要不要脸?”我一个大踉跄，整个身体撞到了栏杆上，又向前扑倒，在倒地的一瞬间，我看到教室里那几十双惊诧的眼睛。我羞愧至极，不只是因为我在全班同学面前被羞辱，而是他语气中那强烈的愤怒和羞耻感，他眼睛里仇恨的、禁欲的、教条的目光让我震惊和害怕。
围绕着这一事件，我被连续批判了六天，我的头越垂越低，错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同性恋”是一个来自于资产阶级社会的、不道德的、罪大恶极的词语。至今我都不明白，在那时，不止是我，学生会、学校领导、我的班主任可能比我更不知道“同性恋”到底是什么，但是，那正义感、羞耻感及想象力从何而来?
在这背后，有一个洪水猛兽般的“西方”：色情的、无耻的、变态的世界。“西方”就这样以一种奇异的纠缠状态出现在年代后期的中国日常生活中，关于爆炸头、喇叭裤、接吻等的争议和政治升华在今天看来甚至有点滑稽，但是，它突然丰富起来的身体和情感，以不合时宜的复杂、柔软、多元冲击着坚硬的中国心灵。外面的世界正在轰轰烈烈地行进，十六岁的我，却因为这懵懂的“出轨”而被不断规训。
可以这么说，当“60后”知识分子在如醉如痴地吸收学习西方思想并借以批判中国政治与社会现实时，还只是少年的“70后”则如醉如痴地阅读来自于港台的琼瑶、三毛、金庸，并沉湎于一种自我营造的感伤和对传奇的向往之中，或因模仿港台剧中的英雄人物而成为小镇的不良少年，或如我这样，被像拔刺一样把叛逆的因子一点点拔掉。
对于“历史”、“社会”这两大名词，“70后”是通过学习而得来的，是书本上的知识和家人的闲谈，哪怕并不遥远的“大跃进”“文革”，也只存在于支离破碎的话语之中，与现实的生活与情感都无关。没有上战场(虽然这战场只有在叙事时才有意义)，没有经历宏大场景，没有荣耀、炫耀和言说的资本，没有被安排继承历史遗产，也没有来得及领悟新的历史规则并投入其中，却总是被历史的碎屑、生活的边角料所击中，这些碎屑是如此琐细、不重要，以至于根本不值得被提起，但却仍然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一代人的人生。
规则和惩罚一直伴随着我的整个成长过程。我常常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自己的表情(就好像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个世界)，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我对那些有鲜明政治观点和历史观点的人总是敬佩不已)，我讨厌自己的道德感和某种保守的倾向——这一保守并非一种有意识的文化选择，而是长期被规训后的结果。有时，我觉得这种保守是一种有益的坚守，但一想到它来自于当初那狠狠的“推搡”，又觉得有些诡异。
规则与惩罚沉重地粘滞在心灵深处，不敢张扬，不敢冲破任何一种哪怕最简单的成规。在历史的河流里，我无从捉摸自己，无法真正投入任何一件事情。没有迷失过，因为没有选择过;没有忏悔过，因为没有行动过;没有狂欢过，因为没有自由过。我只是一个看似冷静、实则不知道如何处理自己的旁观者。
也许并不只是我。关于“70后”，在当代的文化空间(或文学空间)中，似乎是沉默的、面目模糊的一群，你几乎找不出可以作为代表来分析的人物，没有形成过现象，没有创造过新鲜大胆的文本，没有独特先锋的思想，当然，也没有特别夸张、出格的行动，几乎都是一副心事重重、怀疑迷茫、未老先衰的神情。
即使“怀疑”，也并非都是有效的表情。没有经历过“迷失”、“行动”或“激情”，或者，更确切地说，没有清晰的历史意识，怀疑或者只是一种置身事外的虚妄。“50后”深沉地谈论“饥饿”，“60后”热烈地讨论“文革”和追忆“黄金八十年代”，“80后”悲愤而又暧昧地抨击“商业”和“消费”，这一切，“70后”似乎都没有确切的实感，面对这样的话题和隐在话题后激动的面孔，你会有强烈的被抛出之感。这是先天不足。碎片之感、隔离之感清晰地印在我们的言行举止中，以至于无从知道自己如何与历史发生真正的关系。
无关主义，也无关立场，而是不知道从何开始。
怎么办？如果找不到历史的契入点，你将无法找到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感，如果无法感受到问题和矛盾之源，你就如进入无物之阵，陷入四面空虚的困境。难道因为我们生活在历史的琐屑之中，就不配拥有进入历史并寻找自我的机会和权利？
重返梁庄，最初或者只是无意识的冲动，但当站在梁庄大地上时，我似乎找到了通往历史的联节点。种种毫无关联的事物突然构成一个具有整体意义的网络呈现在我面前。那早已遗忘的个人记忆——我走过的坑塘，经过的门口，看到的树木，那随父亲长年征战的铁球，百岁老人“老党委”家那个神秘而又整洁的庭院，童年与小伙伴决裂的瞬间，年左右全村、全镇种麦冬的悲喜剧，所有的细节都被贯通在一起，携带着栩栩如生的气息，如同暗喻般排阵而来。
在那一刻，个人经验获得历史意义和历史空间。从梁庄出发，从个人经验出发，历史找到了可依托的地方，或者，反过来说，个人经验找到了在整个时间、空间中阐释的可能。两者相互照耀，彼此都获得光亮。
我看到村庄的坍塌。那座空荡荡的小学，它曾经是全村的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我们在这里上学，父亲在这里被批斗，也在这里领取一年的口粮；那个像孤魂一样移动的老人曾经是全镇乃至全县的基督教长老，我曾被他的自信和光亮所震慑，如今他信徒满座的家早已倒塌，而他显赫的家族，早在新中国政权交移之际已经开始分崩离析。是的，村庄一直处于坍塌之中，只不过，不同的历史阶段，面目不同而已。
我发现，当把目光有意识地投向与“我”相关的事物时，你会很容易察觉到它内在的生长性和历史性。年，几个来自南方的贩子在吴镇走过，吆喝着收麦冬，一斤麦冬两块多钱。那一年，种麦冬的人家都“发财”了。光亮突然照耀在梁庄的上空，天开了，云散了，黯淡的乡村变得欢快、辉煌，所有人都忙碌起来。麦冬，金光闪闪的、圆滚滚的“南方”，第一次进入梁庄的生活空间。父亲把小麦地、玉米地全毁了，也种了五六亩麦冬，收获的时候，雇了二十多个人。一时间，家里家外，欢声笑语，父亲每天计算着能挣多少钱，还多少债，剩多少钱，怎么花。
我清晰地记得那一年，是因为，父亲脸上盛开的花朵，那流溢出来的快乐实在诡异;还有，那一年，全家人，包括来帮工的人，都长了疥疮。我的手缝里、胳膊上、屁股上、腿上，全身上下，都长满了疥疮，奇痒无比。那半年时间，我只能站着上课，至今，腿上仍有铜钱大的深深的疤痕。但奇怪的是，这些痛苦都被忽略了，大家都被“挣钱”、“南方”鼓舞着，对眼前的困窘视而不见。每晚睡觉前，我们的功课是互挤脓疱，看哪一个成熟了，按下去，看黄色的脓液飙出去，彼此取笑着。
那欢快从何而来？发财、南方、城市、经济、生意、贸易、广州，这些词语具有强大的魔力，封闭已久的乡村为之神魂颠倒。当然，父亲的发财梦破灭了。吴镇的许多人家因为麦冬而破产，抵押房产、跑路、逃避债务，有熟识的人家一再筹措路费到广州去要债，但是，每次都凄惨而归。冬天再次来临。在“改革”的第一次博弈中，乡村以惨败而告终。城市与乡村、南方与北方，彼此之间的二元性、对立性和残酷性也立马呈现出来。
年，追寻梁庄的足迹，我走遍中国的大小城市，西安、南阳、青岛、内蒙、北京、广州、厦门、东莞等等，我想了解我故乡的亲人们的生活，我想看到那短暂的“欢快”是否再次出现在他们的脸上。当然，在经历了多年的学术思考之后，我也希望，能够在“实在”的生活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东西。肮脏拥挤的城中村，尘土飞扬的高速公路边，如地狱幻影的电镀厂，一双双眼睛投向我，一个个场景震撼着我，他们高度对抗性的生活，对自我命运的认知，以及种种无意识选择背后所折射出的深远的历史空间都让我意外。
我意识到，年的命运仍在延续，而学术和政治话语中的阶级、差异、资本、金钱、发展、乡村、城市，知识分子口中的虚无、忧郁、叛逆等等司空见惯的词语是怎样的大而无当和华而不实。那油污背后的一双眼睛，那电镀厂里移动的幽灵足以动摇一切理论和那些斩钉截铁的、宏大的结论。
如果你笔下的术语、心中的情绪和现实生活、历史之间没有构成真正的对话，就不会产生真正有效的思考。是的，即使是“虚无”——我们经常会拿它作为一种批判和思想的起源，也是某种姿态的标榜——如果我们对“虚无”的对象一无所知，如果没有实在的所指，它就只是肤浅的伪饰而已。
对于中国人的人生而言，悲欢离合从来都不是自然的生活进程，而是随着政治、制度的变动而被迫改变。一种生活和传统如潮水般迅速消退，虽然这种消退或许并不值得怀旧，但它的速度及留下的疮痍却实实在在地让人惊心。我看到了激进主义的破坏性，保守主义的虚妄之处，也真切感受到自中国被迫进入“世界史”以后，与“世界”、“西方”及“现代”之间的复杂联系。从梁庄的命运中，我看到，“现代性”的道路还很遥远，而如果不对密布于时代空间的诸如“乡村”、“城市”、“现代”等词语及彼此的相互关系作观念史的梳理的话，那么，梁庄、无数个梁庄，中国的心灵，还将继续无所归依。
这是一场战争。我们随时都处于“大时代”，战争并非都是流血的革命，这几亿人如大军般的迁徙、流散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一点也不亚于一场战争，并且，是一场持续的、必败的战争。所谓的“小时代”，个人化的、小资产阶级的、物质的“小时代”，只是一个假象。裂隙无处不在，我们被锁定在特定的场域中，被围困在真空之中，探讨着言不及义的话题，对同属于一个生活场景的另一面视而不见。那些鲜亮的术语、概念就像那疥疮，密布于身体，吸噬你的精气神。或者，其实从来如此。
历史意识的生成与其所处的历史阶段无关，重要的是“我”与历史的联结方式。历史存在于其与“我”的关系之中。历史就是你自己。以“我”——既是个人的“我”，也可以是大的集体的“我”——为原点，以经验世界为基点，向过去和未来辐射，并不都导向主观和偏差，相反，它能使得我们的思考更有切实的基础。对于处于尴尬位置的“70后”而言，摆脱无历史的空虚之感和历史阶段论，也就摆脱了那种无谓的自恋式的感叹。无论何时何处的生活，都如阳光下的灰尘一样丝缕可辨，历史纷繁而又清晰异常。
大历史和大事件为后人的反思提供最基础的内容，但也很容易传奇化、浪漫化和概念化，就像今天许多人在重新谈起“民国”、“解放战争”、“文革”、“知青”时，多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在溢美与否定之间走钢丝，却对认知真正的历史毫无帮助。能粉碎大历史框架的恰恰是个人的记忆，是历史空白处的碎屑和不引人注意但却又久远的伤痛，它影响甚至制约着历史的运行。
……
T.S.艾略特在《四个四重奏之四》中这样写道：
玫瑰飘香和紫杉扶疏的时令
经历的时间一样短长。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
不能从时间得到拯救，因为历史
是无始无终的瞬间的一种型式，所以，当一个冬天
的下午
天色晦暗的时候，
在一座僻静的教堂里
历史就是现在和英格兰
来源：凤凰读书
责任编辑：魏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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