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回望岁月苍烟，我忠实记录下这篇文字，不光是对我大爹张全健本人，也表达对那一代老兵的崇敬，对那一代老共产党员人的敬仰。上月中旬，我去看望年过九旬的大爹。大爹离休多年，仍然身骨硬郎，腿脚利索，经常笑呵呵的骑着自行车去买菜。他是一个标准的抗战老兵，75年前在16岁时，就当了兵，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西藏平叛，后来转业西藏，在公路养护系统干了几十年，直到老年内调后离休。大爹住在河南信阳市运输公司大院，离休前曾经管理过这个六千多人的大单位。可他并不像是个掌握过实权的人，住房在一楼，房间不大，窗户外墙另一个单位的单车棚把客厅挡得很暗，卧室墙角里，积了一堆旧报纸准备卖；厨房隔壁的储藏间里，一堆旧月饼盒易拉罐也是准备卖的；桌子上那个旧铁皮暖瓶锈迹斑斑；卫生间脚盆里积满洗澡水说是冲厕所用。大爹睡的那张木板床，是西藏内调带回来的，用了三十多年也一直不换。孙媳妇说，爷爷喜欢下班时去买便宜菜，生活从不讲究，也从不抱怨什么。我看到大爹穿的那件的确凉衬衣，款式陈旧，透风也差，一问是年夏天在西藏买的，西藏天冷一直没穿，压了几十年现在才翻出来穿。我问为什么不买新的？大爹儿媳妇说，她们几次提出要给老人买新衣裳，老人坚决不要，说急了还瞪眼睛，吵！多少年了，老人很节俭，对后代也近乎苛刻。孙媳妇说，几岁的重孙子扔地上半块饼干，太爷爷命令捡起来，孩子不捡，他拉过来就打屁股，重孙子很怕他。傍晚和大爹一起上街吃小吃，他最喜欢的是三块钱一碗的热干面，加一碗两块钱的胡辣汤，坐在地摊上吃的满头大汗，夕阳照在脸上闪着古铜色的光亮。长期以来有一个谜我一直解不开，以大爹的资历，为什么活得那么低调，那么清苦，甚至可以说是寒酸？他拿着离休工资，经济上并不窘迫啊。大妈在世时曾经说过，你大爹这辈子，无论吃亏与否，总是心安理得，对争名争利没兴趣，除了死心塌地干工作啥也不会，算是老实到家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好想刨根问底地和大爹谈谈。晚上我们在昏暗的客厅里，坐在陈旧的沙发上，喝着大杯的粗茶，大爹向我从头细细地讲述了他这一生。“那是年夏天”，他仍然记得很清晰，“地里的玉茭子刚刚结上棒棒，山药蛋蛋还不能吃，家里还煮着吃苦菜，上面来扒楼沟区上征兵，我们多个新兵集中在区政府。招来的新兵，衣裳杂七杂八穿的破破烂烂，那时候老家很穷，很多人连鞋子都没有，和我一起当兵的有扒楼沟的七十二，甘草墕的张树孩、高保存，咱村的张买蛇，人多了，都是自愿报名参军的。有些人家弟兄三个，前两个当了兵第三个还是走，有些独生子也当了兵，从16岁到45岁的能走的都去当兵了”。我问大爹人们那么踊跃参军，觉悟是哪里来的？大爹说日本鬼子遭害的活不成，自打日本鬼子来了，他就跟着大人藏反躲山沟，日子没安宁过。“有一年秋天，杏岭村的亲戚下来丁家塔说，日本人从保德县城下乡扫荡，一路上鸣枪打炮，当当当的扫射，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见了妇女就强奸，见了小孩子就割舌头。日本人住到杏岭时，把农民的耕牛开枪打死剥皮吃肉，门窗拆下来当柴火烧，老百姓都吓得藏到山沟里，日本人抓不到民夫，就发泄仇恨，把村里人的水缸打烂，菜瓮里拉进大便，把粮食全部抢光，村里有老两口跑不动，被日本人抓住了，打的屎尿拉了一裤子，还逼着为他们背东西，鬼子真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所以那时政府征兵抗日，家里头够条件的都踊跃的报名”。大爹接着说：“老百姓送自己的儿女参加抗日，家家户户都动员起来了，那场面很感人。娘送子，妻送郎，兄弟同上战场，有的父母安顿儿子，‘在外面要多操心，夜里小心着了凉’；有的说：‘打完了日本鬼子早些回来呀’；有的父母说：‘孩子你放心去打仗，爹娘在家等着你回来，过几年置办的娶媳妇’。这个时候谁也不敢说一句不吉利的话。扒楼沟区上的妇救会主任说：‘孩子们要参军走了，做娘的再给他们补补破衣烂裳吧’，这时候有母亲含着泪为儿子补衣裳，当时不知道部队要开到哪里去，亲人们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新兵们在扒楼沟集中以后，每人胸前戴了一朵大红花”，大爹蛮有兴致的回忆说，他参军的时候，年龄小身板弱，用钩子秤一称，体重才八十来斤。当时年龄大的直接编入正规部队，年龄小的就编入保德县游击七大队三中队。部队开走的时候，望着家乡的山山水水，望着一块块熟悉的农田和苍老的父母们脸上的泪水，这才觉得有些难受，谁也没想到，大多数人这一走，就永远也回不来了。”大爹说能参军，当时觉得很高兴。首先是饭能够吃饱了，那时候家里穷，一把米放几大碗苦菜饭才稠一些，偶尔吃一顿黑豆糊糊或者是懒豆腐，就算是改善生活。家里头破窑烂窗户，冬天没钱买炭生不起火，夜里冻的睡不着，到外面抱一些黑豆秸子，放炕上点着了，把炕皮烧热把灰扫开，人睡在热滩滩上才能睡着。家里头穷，没裤子穿，孩子都十一二岁了还是光屁股。人穷了就没了自尊，大爹说伺候地主时发生了一件最让他伤心的事，那地主家把长工当奴隶，对长工很凶。“我才13岁和大人一起去背麦子，大人背18捆，财主逼着要我背16捆，我背不起来，人家就大发脾气，骂我是个大烟鬼，我挣扎着背，路都走不稳，别的长工看着太可怜，从我背上拿两捆替我背。回到地主家吃饭时，舀到碗里头的饭还被人家夺过来拨下一半，骂我是能吃不能干的熊货软蛋。地主家粮食多的吃不完发了霉，拿水淘洗过晒干让长工背着去卖，可穷人家揭不开锅的时候，借几升粮他都不干。我身下最小的一个弟弟，都5岁了，没穿过一件衣裳，十冬腊月在窑洞里冻得发抖，想吃一个烧山药你奶奶都舍不得，说要留着春天当种子，孩子饿死的时候肚皮薄的像一层纸，能看见绿绿的肠子。我14岁那年咱地方就来了八路军，知道这是帮助穷人的队伍，就想跟着走，人家嫌年龄太小，16岁够条件了，区政府征兵我二话不说就跟着走。“旧社会绝大多数人家穷的可怜，地主占着大部分土地，地租高的吓死人，农民租种了地主的地，打十斗粮食，要交给人家八斗，第2年春天粮食不够吃再找地主去借，人家还不借，怕你还不了”。说起当兵的好，大爹一边喝着热茶，一边叙述着他参军的时候的感动，他说：“我当兵时穿了烂得不成形的裤子，实在遮不住羞，部队一下也发不了军装，区上的领导看了，马上召集11个村子的村长开会，专门商量解决我裤子的问题。扒楼沟区上11个村子，每个村子出一升米，把布扯回来，第2天就给我做了新裤子，我这是头一回穿这么好的衣裳，觉得真是幸福的很。“那时城里也穷啊，我当兵那年上了东关，城里没一个像样的饭馆子，只有一个用4个木头桩子支起来的木板房子，人们叫做楼饭铺。当时东关人家爱面子的，门口吊一块猪皮子油，叫抹嘴油，家里人吃了糠菜粗粮，出门拿猪皮子在嘴上抹一抹沾点油光，给人吃过猪肉的感觉，很有面子、很有尊严的样子”。追怀这些往事，老人仿佛回到了从前，说的真真切切、自自然然。大爹没念过书，到部队以后，他说连队里头有文化教员，有文书，除了训练，还教大家学文化、唱歌、搞娱乐活动，觉得很开心。参军后部队开到岢岚训练。冬天到了，每人发一块粗布和几大把山羊毛，战士们自己做棉衣，把粗布用荞麦秸子水染成了灰色，布眼子很粗，里头的羊毛很快就从布眼里钻出来了，几乎挡不住严寒。没袜子穿，就自己刮了羊绒、牛毛织袜子”。说到这里，在一旁的孙媳妇说，爷爷在80多岁的时候，还给两个重孙各织过一双毛袜子，这都是当年在部队上学下的本事。大爹说自从当兵以后，找到了做人的尊严。他说当兵的走到哪里都受欢迎，部队每到一个地方，帮助老百姓扫院子担水，很受人尊敬，领导对战士那是真诚的关心和爱护，冬天夜里站岗时冷，班长排长会拿一件棉衣来给你披上，革命大家庭里就是温暖。大爹他们在岢岚一边练兵一边搞生产，他当年就当了练兵模范。一个苦难的农家孩子，祖祖辈辈在社会最底层，进了部队这个大熔炉，显然觉得找到了生命的全新的意义。他第二年2月入了党3月份转了正。大爹接着说，游击七大队的朱大队长可会关心人。“我被评为练兵模范，部队上发了一个奖章，我挂在胸前，每天练兵，把奖章给弄丢了很后悔。有一天我正在站岗，朱大队长看见了，问你那个奖章呢？我说练兵时不小心丢了，朱大队长说，那么大的荣誉怎能丢了呢？他立即向上面申请，又给我补发了一个，那个奖章我后来挂了很久。我当练兵模范的时候，还奖一条毛巾一根铅笔，铅笔上绑了一条红带子，发奖以后让我讲话，我没念过书，不会讲，只说了一句，‘练兵、练兵，练好本领战场上好用，平时多流汗，战场上少流血’，这是把首长们的话重复一遍，下面一片掌声。部队练习攻城，大爹说那可真是苦啊，把盆子粗的大柳树砍倒，长度超过三丈六，做成云梯，让大家抬着跑，抬到城墙下面竖起来练习爬城墙，粗大的湿柳树死沉死沉，十几个当兵的还要抬着快快跑，有的新兵都累哭了，哭着也得抬着跑。讲到部队的吃穿条件大，大爹说：“战争年代部队供应匮乏，生活艰苦，游击七大队三中队后来回到寨沟住过几个月，为了赚取菜金，游击队到渡口上帮人家背煤炭卖，半路上歇着的时候，就坐下来捉虱子，寨沟村的孩子们就叫，‘游击队，游击队，蚤子趴了一脊背，天天背着把炭卖’。游击队员的衣裳破破烂烂，不像后来军人能穿的整整齐齐的”。大爹张全健参军后，特别崇拜首长许光达，提到许光达他总是竖大拇指，抗日战争最艰难岁月，许光达来到对敌斗争激烈的晋西北地区，担任晋绥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任八路军师独立二旅旅长，他们夫妻两人来晋西北，还带着没断奶的女儿，和日本鬼子打仗经常缺吃少水，女儿患上了肠炎，当时缺医少药，在山上想喝水又没有，妻子只能让女儿舔自己的舌头，舌头舔干了，孩子的病仍然不见好，最后死在野外。许光达在晋西北，建立抗日政权，开展练兵运动，指挥反扫荡，功劳很大。大爹参军训练以后，先进了晋绥军区山西二分区，跟着去宁武、偏关、河曲、五寨、宿县一带打仗，后来正式编进了许光达的部队。西北野战军三纵队第五旅。好不容易日本鬼子投降、抗战胜利了，国民党又挑起了内战。年，他们这支部队开到了陕北，投入了陕北保卫战。年，为了在主战场上打击敌人，解放军大部分部队调往了中原战场，西北野战军只留下了两万多人，和国民党军在陕北周旋。为了避开敌人的锋芒，部队要经常急行军，大爹说，“陕北的行军真是苦啊，佳县、吴堡、绥德、延川、延长、宜川、米脂这些地方，来来回回不知道跑过多少回。最苦的不是打仗，是急行军。俗话说，是兵不是兵，负重50斤，要背着老式步枪、手榴弹、子弹袋、干粮袋，行军背包，背这么多我跑不动，那些老兵们就帮我扛枪，想一想这是去打仗啊，谁都想攒着体力，这都是革命队伍里的情谊啊！想想在家给地主背麦子，背了十几捆人家还嫌少，恶狠狠的骂你，多吃碗饭都要看脸色，所以在部队里再苦心里觉得温暖。“昼夜兼程的赶路，浑身累的都散了架，夜里部队隐蔽在山梁上，忽然就乌云满天，大雨一阵紧一阵哗哗啦啦下起来，不多一会儿并排坐着的人墙背后，积下来的水就有一尺深，排长叫一声一二三放水，大家同时站起来，背后的水哗哗哗地就流走了。纵队首长许光达带着老婆孩子，也和大家一起守在山梁上，他比战士只多了一块小小的雨布，也是坐在泥泞里，紧锁眉头，咬牙顶着。”听大爹这么描述，我能想象当时的艰难，胡宗南二十几万人马进攻陕北，西北野战军只相当于人家十分之一，国民党部队又装备精良，咱们部队装备落后，人家紧追不舍，咱们的部队夜里躲在山梁上，风雨交加中露营，一夜一夜熬过来有多难！大爹说许光达那么大的首长转战陕北的时候，他的儿子许雁滨才七八岁，也跟着部队遭罪，有时候敌机来轰炸，要多危险有多危险，许司令一家人都这样，其他人还有什么好说的？提到有名的榆林战役，大爹说那场战役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打榆林的时候，咱们的作战部队非常勇敢，榆林城池坚固，由国民党军第二十二军驻守，当时缺乏攻城的经验，火器也很少，缺少炮火支援，第一次攻城的时候付出的代价很大，多少人牺牲在了榆林城下。“攻城最激烈的时候，云梯推到了城墙下面，一批一批的战友往过冲，敌人在城墙上疯狂扫射，还有城墙内的暗堡也在居高临下射击，人一批倒下又一批往过冲。冲到城墙下的人多了，敌人不断地扔出手榴弹，手榴弹把盆子粗的云梯炸成几截，爬城墙的战士炸死炸伤无数，费了这么大的代价，第一次还是没攻下来。只好撤了。在沙堆旁，战壕里，城墙下，躺着一具一具战友的尸体，有的浑身血迹，有的面目全非，有的被炮弹炸的缺胳膊少腿，牺牲的战友中就有替他背过枪的老兵，也有和他分过一块窝窝头吃的新兵，昨天还一块吃东西，今天就这么牺牲了。“仗打完了，要打扫战场。牺牲的战友，如果时间从容就挖个土坑掩埋，卫生员随身背了些小木牌子，木牌上写上牺牲战友的姓名和籍贯，没牌子的时候牺牲的人就只有一个小土堆，连名姓都没有记录了。”年2月，大爹参加了有名的瓦子界战役。在那场战役上又有一大批战友牺牲了。陕北洛川到宜川公路的咽喉地带，有一条长十几公里的峡谷，山势险峻，荆棘丛生，便于部队打伏击。西北野战军先对附近宜川发起攻击，故意攻而不克，逼敌军来增援。被围在宜川的敌人向胡宗南求援告急，敌军29军军长刘戡，率领4个旅8个团前来增援，我军设下埋伏，等敌军进入瓦子界，我军边阻击边撤退，等到敌军3万多人全部进入峡谷川道，被我军重重包围切断退路。战争打响之后，两军争夺制高点，咱们毕竟武器不如人家，双方争夺战打了二三十次，咱们牺牲了很多人，最终把敌人牢牢的扎在口袋中。最后咱们的部队排山倒海一般压向敌人，敌军被全部歼灭，这是西北战场上有名的一个大胜仗。桥头村的孙命兴，榆树里的高向杰，郝家里的康官良等人，都是在瓦子界战斗中牺牲的。提起往事，大爹说当年死的那些战友都是十大几二十来岁。打完仗，部队撤退的时候，很多时候来不及擦干净烈士身上和脸上的血迹，就匆匆铲几锹土就掩埋了。几十年过去了，提起这些事他仍然是抑制不住的悲伤。当时，由于一起出去的老乡们在各个连队很分散，每打完一场仗谁牺牲谁活着都不知道。他曾经无数次安葬牺牲的战友，见的太多了，人死了、伤了，不害怕了；战场上死就死了，伤就伤了，在那个年头很平常。下一次老乡见了面，第一句话就是，‘哎呀你还没死？’感到活着真是侥幸。当年当兵信息不灵，有的人被国民党抓壮丁，今天是国民党兵，明天被俘虏了又编进了解放军，有些人阵亡了，在哪儿死的，为谁战死的，算烈士还是算国民党兵都不知道。“在战场上，人的生死就在一瞬间，子弹飞过来，不比眨眼的功夫长就没命了。人和人命运的区别，往往就在运气两个字上，常说战场上有老天爷照应，可有时候偏偏就是那么一两厘米，有的人牺牲了，有的活下来了”。大爹说，人只有经历过生死，才更加热爱这个红红火火的世界，明明朗朗的天地，安安稳稳的生活。几十年来，每当想到战场上牺牲的那些战友，自己就感觉非常知足。我问大爹在战场上怕不怕？他说谈不上怕不怕了。打瓦子界，国民党的部队死亡横七竖八，那些人也是穷人家子弟被国民党抓壮丁，都是20来岁的年轻人，死的可惜。他说“我们当时埋伏在山上，看见刘戡的部队钻进山沟，人像蚂蚁一样多，我们居高临下，看得一清二楚，想到打仗要死这么多人心里也发怵，可战争年代你死我活，没办法啊。首长们来到指挥前沿，拿望远镜一看，见敌人被围得严严实实的，一声令下说打！步枪、机关枪、手枪、手榴弹，接二连三的响起来，子弹在头上嗖嗖的飞，我们猫下腰，看见首长们大步流星往前走，根本不怕，首长们不怕，我们也不怕。国民党兵钻进口袋阵，被截断后路，枪一响乱成了一团，除了打死的，绝大部分投降了，兵败如山倒，那时候我就看到国民党没前途。”我问大爹在战场上有没有打过自己的小算盘，他说也有。仗打完了，打扫战场缴获枪械子弹无数，清理战场时他捡很多子弹，自己会私留一些，找机会练枪法。他一直很喜欢手枪，国民党军官们用的手枪小巧精致，几次打扫战场，他想从死人身上找手枪，怎么也找不到，后来一个陕北的卫生兵告诉他，找手枪要在大盖帽身上找，他还真找到了，自己藏起来玩了几天，最后还是上交了。国民党的手榴弹爆炸威力大，一炸就炸一片人，咱们的手榴弹又笨又重，炸开才几片，打扫战场时看到好的手榴弹，赶快装到自己的榴弹袋里，把不好的换掉了。这样好在关键的时候能保命。“共产党的部队，不打扰老百姓，当兵的哪里黑了就在哪里睡，人家院子里、墙根下、甚至天冷时牛棚马圈也住”。大爹说，年他长了一身疥疮，也没什么药，就把报废了的手榴弹拆开，倒出黄色炸药和猪油混在一起往身上抹，抹了半年多也不见好。“有一回一个老兵打死一条镰把粗的蛇，他给我一些蛇油，说治疥疮很好，我天天往身上抹蛇油，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多亏那个战友，不然我还要遭长时间罪，可那个战友在打榆林时牺牲了”。刚到陕北的时候，大爹说他人小个子矮，他一个人夜里站岗放哨害怕，班长和排长有时候就主动来陪着他，给他壮胆子。他说：“每当想到这些事，我就觉得，自己活下来不知得了多少人的情谊。咱们活着永远不能对不起那些烈士”。打仗天天是要死人的，有时大家很敏感，大爹说，“我当排长的时候，攒了一点干粮，几片干馍馍，背着跑了好几个地方，一直舍不得吃，有一天去团部开会回来，实在太饿了，就取出干馍馍来吃完了，正好被旁边一个战士看到了，他告诉别人要打大仗了，排长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都吃完了，肯定是怕死了吃不到了。这个话一传开，连队里头人心惶惶，我赶紧给大家解释，说瞎传情报是要受处分的，我饿得受不住才吃啊，这才消除了大家的疑虑。”年夏天，大爹随同许光达的第2兵团，到渭河流域与胡宗南军队作战，参加解放渭北流域，那时战场上还奔走着数不清的支前队伍，运送弹药的，抬担架的，救护伤员的，老百姓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在火线上支持解放军作战，火线上抬伤员，百姓也有伤亡的，战争不光军人付代价，老百姓也跟着付代价。打完陕西之后部队接着到青海、甘肃、宁夏一带追击马家军，马步芳，马鸿坤的队伍。年7月份，大部队浩浩荡荡行进在西北黄土高原，不分昼夜往甘肃赶。甘肃东部气候干旱，万里无云，土地旱的冒烟，大爹说，“路上的干黄土，有半尺厚，干旱的庄稼卷起的叶子像干麻纸片片，行军的部队，肩上扛着枪，背上子弹袋和行李，腰里头挎着手榴弹，在烈日下行军，很快就干渴难耐。战士们嘴唇干裂的渗出血来，结上焦黑的痂子。”连续几昼夜急行军，大爹说他们脚上起了泡，坐下来用针穿破，在脚下垫一块纱布，一瘸一拐的还得继续追赶部队。到了甘肃的陇东地区，连一条有水的小河也找不到，老百姓都是挖了水窖积冬天的雪水来用，天天用碗计算着用水，部队好不容易找点水，连大家润一下喉咙都不够。有的战士渴得昏过去了，只好接一点自己的尿来解渴。马家军盘踞的兰州，北临黄河，三面依山，地势险要，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时就在这里修了大量工事，解放战争时期又经过加固，工事遍布周围山体，主要阵地上都有钢筋水泥碉堡群，阵地前还加上了铁丝网，布置了地雷阵。国民党说，共产党想打兰州，那是老鼠吃秤砣，看他们怎么下口。大爹回忆说，“兰州这个地方好难打，不光防御工事牢固，马家军都是些亡命之徒，他们冲锋的时候，前面的尸体堆积如山，后面的还踩着尸体往上冲。像些绿头苍蝇一样，消灭了一批又来一批。俩家反复争夺阵地，打的是天昏地暗，双方伤亡都很大。我们许多连队的人牺牲了一半以上，有的连队牺牲的只剩了10来个人，咱们许多老乡也是在打兰州牺牲的。”打完兰州，部队又一路去追击马家军残余，一直打到了甘肃的张掖，武威和酒泉，直到扫清马家军势力，甘肃全解放。我问大爹参加过这么多战斗，最危险是哪一回，有没有受过伤？他说他一生的运气真是少有，由于从小吃过苦，忍耐力强，在战斗部队一天走多里路不在话下，关键时候跑得快也能逃命。“有一次我们一个排去侦查，撞上了国民党军的一个团，在山路上打了遭遇战，我们边打边退，对方紧追不舍，跨过一条河时，河里的淤泥很深，我的绑腿布里头灌进去很多淤泥，腿重得像绑了铅，可还能没命的跑，一直跑到了安全的地方，吐了一大滩血，命还是保住了。“年春天，在渭北行军打仗，和国民党的保安团短兵相接，对方有多人，我们才多人，对方人多火力强，重武器厉害，一颗炮弹打过来炸穿了我三条裤子，可是也只伤了皮肉，没伤到骨头。“还有一回部队驻扎在米脂的时候，我在房顶上站岗，夜里换岗时一不小心踩空，从房顶上跌下来，跌到一堆炭里头，跌破了膝盖，撞伤了额头，当场昏死过去，被战友们抱回房子里，裤子里头全是血，用盐水洗了洗，也只是休息了10多天也就完全好了，我和人家比，都是些皮肉小伤。”打完国民党的军队，建立了新中国，大爹说满以为可以安下心来学习了。他从小没读书，好想学文化。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组织16个国家的联军，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抗美援朝中国出兵参战。年大爹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那时候他们部队正在甘肃，大家出发坐的闷罐子车，五六天才到了东北的鸭绿江边。后来才知道，那个时候中国军队和美国的实力相差很大，年美国的钢产量是多万吨，中国只有60多万吨，美国部队一个军有门大炮，志愿军每个军才36门火炮。朝鲜战争打响了，大爹说他当时想的是，这么大的战争，报不报名都得走，自己主动报名参战更光荣。他说作为当兵的，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大爹他们部队开到边境线，由当地政府请的吃了一顿饭，就开往朝鲜。他说“来到鸭绿江边，桥被炸坏了，挷了一个浮桥，部队从浮桥上过去，过桥前每人发了一支苏式步枪，4个手榴弹，6斤饼干，6斤炒面，还有70发子弹，都得随身背着。我是排长，还多了一部报话机，这么多东西都随身背着。“我们被补充进42军，刚过鸭绿江，敌人就来了个下马威。部队宣布了不让抽烟，有人偷偷抽了烟，一下子来了十几架飞机轰炸，老兵们就地趴下，新兵吓得往树林子里跑，敌机追着炸，炮弹炸下了十几米的大坑，当下就有人伤亡。“自踏上朝鲜的土地，敌人的轰炸就没消停过。我率领的一个排守卫一个叫做附城山的山头，山上有防空洞，白天敌机来轰炸，我们就进防空洞，夜里守卫山头，部队出击过几次，咱们的军队善于近战夜战，出击也获得一些战利品。在防空洞里吃不上饭就吃干炒面，在低洼的地方舀上水，泡一泡炒面就顶一顿饭。夜里敌人用探照灯，灯光贼亮，把周围的山头照的透亮。朝鲜的山石是松散的，沙石岩，防空洞的水滴滴嗒嗒往下渗漏，潮湿闭焖，日子很难熬。“当时，美军飞机狂轰乱炸，火车道炸毁了，汽车路也炸坏了，桥梁也炸断了，汽车运输几乎中断了，东西运不上来，吃完了带的饼干和干炒面，最苦的生活来了。起先铁桶里运来的干炒面，运输时风吹雨淋，防空洞里又潮湿发焖，炒面发了霉也得吃。几个月没见过一个黄瓜，一个西红柿，一根菜叶子。朝鲜老百姓都躲山上去了，周围的村子里没一个人。“最烦人的是，一到夜里美国的宣传飞机就来了，操着洋腔的外国女人学中国话喊叫：‘中国军人们，赶快回家吧，不要为朝鲜卖命了，家人们正在鸭绿江边等你们，等着你们回去团聚呢！’洋腔又别扭又难听，哇哩哇啦一遍又一遍，吵的睡不成觉。一开始飞机飞得很低，能贴着树梢飞，叫‘抓帽子飞机’，后来我们的部队用机枪打下了一架飞机，从那以后他们再不敢了，改为高空撒传单。“美国人残忍啊！从鸭绿江到平壤没一间好房子，飞机炸的只剩破墙烂壁，看着让人心里一阵阵发凉。“阵地开饭，天天拿来的都是防空洞里捂黑的炒面，加一勺黄豆汤，汤底上有几颗黄豆。战士们端起碗就骂开了，‘狗日的美国鬼子，祖国运的大米白面他们全炸了，这臭炒面他们就不炸，害得我们天天两头吃苦’。臭炒面咽不下，吃了又拉不下来，那时候好想念一碗小米稀饭，或者一碗豆面拌汤，可在残酷的朝鲜战场上哪里有啊？“当时部队的纪律很严，有一个排长，刚到朝鲜时摘了老百姓一个黄瓜，被发现了，尽管他做了检讨，说吃不上青菜实在太想吃个黄瓜了，说自己意志力不强，违反了部队纪律。最后这个排长还是被撤了职。“记得最深的，到了朝鲜几个月后每人发过一袋牛肉干，干部战士每人一斤。人家舍不得吃，在防空洞里放了很久，太馋的时候才嚼一小片。几个月后营长来了，大家还拿出牛肉干来待客。“我们住的那个防空洞，像北方的土窑洞，地上铺着石板，可以睡人，下面盘着地炉子，可以生火烧水。石板上面住人，夏天像在一个蒸笼里。防空洞里墙壁渗水，又潮又热。到外面执行任务的时候，钻树林子草丛也是一身的水，从夏天到秋天衣服就没干过。在战场上很少有机会能洗一下。条件这么苦，师里组织的宣传队还前来慰问，文艺宣传队唱歌、跳舞、演节目，鼓舞大家精神。自愿军慰问团来了，带来慰问品不容易，我们一个排领回三份慰问品，每份慰问品是一把牙刷，一袋牙膏，一个吃饭用的小勺子。慰问品少不好分配，牙膏就集体用，牙刷给最需要的同志，我分了一把吃饭的小勺子。大家开玩笑说：‘抗美援朝，得把饭勺’。环境虽然苦，大家照样有说有笑，在防空洞里开玩笑、说笑话、讲故事，回忆自己家乡的经历，相信我们一定能胜利。战场的友谊也暖人心，冬天冷，缴获了敌人的一条军毯，谁也不用，最后剪成片大家每人分一块包在脚上取暖。”大爹说，连续几个月吃发黑的炒面，有时胃一阵一阵的痛，脸色煞白没一丝血色，后来运来大米白面时，大家那个高兴没法说了。吃的肚子鼓起来，敲得嘣嘣响还想吃。“朝鲜的时候，衣服长久不洗，浑身上下一身臭，回到东北走在街上，迎面走过一些调皮的女孩子，看见我们的就赶快捂上嘴巴，我们的战士看着生气，就用手捂上屁股，为了这事军民联会会上人家还提过意见。“回想朝鲜的这一年，比平时五年还长”。大爹抗美援朝回来以后，国泰民安了，说是日子过得飞快。大爹在广州训练了几年，又进汉口军官学校，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参加实战演习。那时部队实行薪金制，他每个月的工资元，比当时的县委书记工资还多十几元。年，西藏发生了反革命武装叛乱，叛匪在山南、昌都、林芝、日喀则等地抢劫物资，破坏交通，围攻驻藏机关。由于交通线漫长，西藏物资运输困难，驻藏的解放军人数少，只好调动内地部队去平叛。这次大爹又自愿报名到西藏去。有战友私下劝他，你已经打了那么多仗，好不容易安定下来了，轮也轮到别人了。他说作为军人关键时不去打仗，国家养着你做什么呢？大凡上过战场的人，对生死的认知早已有别于常人。对于死亡的担忧变成了压倒一切的勇气，变成了在国家面前个体牺牲的微不足道。这一次选择进西藏，大爹告别了未来几十年青春的华丽，走上了另一条漫长而艰苦的人生之途。年夏天，大爹从汉口报名去西藏时，当时几千人的军官学校只选了三十几人进藏。当时大爹已经结婚，先带着家属去成都，把家属安排在成都后，自己随部队进了西藏。进藏时走走停停，坐了7天汽车，路上有土匪。到昌都住了几天，就被派去叛匪猖獗的芒康县，进了团，团下面直属4个连，没有营的建制。他开头任团作战参谋，后来任一连连长、二连连长。他们的前任团长在剿匪中牺牲，新的团长叫张明达，是一个年轻勇敢的军人。到西藏才知道剿匪的艰难。土匪盘踞在深山老林。现在坐车到西藏路过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山，内地人高山反应头昏脑胀，要尽快下山，或者吸氧气袋。当时土匪躲山上，战士们要翻山越岭步行去追土匪，汉族人又不适应高山气候，常累得喘不过气来。夜里部队埋伏在山上，冷的受不了，点一堆火睡在火堆旁，背对着火胸部冷的受不了，胸对着火后背冻得受不了，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把棉帽子摘下来捂在胸口上，耳朵又冻得受不了。更多的时候部队害怕暴露目标还不敢烤火。大爹回忆说，“当时许多藏人都有枪，上山为匪下山为民。零散的土匪盘踞在山林、寺庙、村寨，装扮成喇嘛僧侣牧民，打你时是土匪，不打时是百姓。”西藏有一种植物叫青稞，很像内地的草麦，炒熟了磨成面随身带着当饭吃。西藏人不种菜，当时找遍城乡，没一个市场，想吃菜就得自己挖野菜，内地人尤其想念大米饭和白馒头，可是运不进来，只能盼着打完土匪早点回内地。大爹说，有一次他们潜伏在高山上，夜里北风一阵紧一阵的吹，几乎冻得大地开裂，有两个四川籍战士，躺在山上气不够用，说是把头睡在低处好受些，于是就头高脚低睡下了。睡了两个时辰后，大家发现两人昏迷不醒了，就赶紧往山下送，到海拔低的地方抢救，把人抬到山下，这俩人还是肺气肿死了。咱们部队的传统是官爱兵，战士两条命就这么完了，大爹是带兵的，说心里头很不是滋味，觉得很内疚，没有照顾好战士，良心上煎熬了好久。还有一次去江达剿匪，头一天夜里出发第二天凌晨要赶到，正遇上大雪纷纷，大部队顺着山走，通讯员想抄近路，一个人翻山沟里走，赶到目的地才发现通讯员走丢了，土匪没打到，部队回去找通讯员，顺着脚印找到一个村庄，再没了线索，估计是被土匪抓住杀害了。“我们在村子里喊叫着寻找，一只凶猛的藏獒扑出来咬人，被我一枪打死了，为了这条狗，上级还批评了我，我当时很想不通，我想我们的通讯员都死了，老百姓一条狗还值得大惊小怪？虽然不服气，但是部队有纪律，在民族地区，思想上有情绪，工作也得老老实实去干，老百姓一条狗一只猫也不能伤害。“两年的剿匪下来，我们那个团牺牲了多人，有遭到土匪伏击死的，有被冷枪打死的，有高山病发作死亡的，虽然不是打大仗，这个代价也不算小。”不知时间不知地点随时可能牺牲，这就是军人。“还有件内疚的事”，大爹说，“军分区安排一个参谋来芒康县调查匪情和了解群众基础，来的时候多几个人护送，回去的时候，我们派的护送人少了，结果走到半路上遭到土匪埋伏，把这些人全打死了，那些牺牲的人都在30岁以下”。“光我们这个连队一年中遭受了30多次土匪伏击，小股的土匪打完就跑，有时躲在深山，有时化整为零藏到老百姓中，很难对付。土匪逃亡的路上，抢到老百姓的牦牛，把牛尾巴砍掉，牛赶进树林里，留下了一条条血迹，解放军沿着血迹去追土匪往往中他们圈套。在昌都时，我们追一股土匪，搜遍了树林都没有，又累又渴，就在一条小河边趴下来喝水，刚趴下，埋伏山头的土匪突然一排子弹打来，当场有人受了伤，稍不留心就吃大亏。还有一次川西、云南、昌都好几股土匪聚合起来，上千人骑着马，我们几个连队和他们打还是吃了亏，马还被他们抢走了一批。”在西藏平息叛乱后，大爹并没能回内地，而是留下来，在西藏又工作了几十年。我问他这次是不是自愿的，他说不是。当时上级提出让他就地转业，一开始他不情愿，很想回到家乡来。在少数民族地区，语言、生活习惯、高原气候都不适应，可是首长们说和平来之不易，我们解放西藏还要建设西藏，大家都留下来吧。在五六十年代，那时的人最怕人家说犯个人主义，于是就答应留下来了。“按理说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转业回内地也是合情合理，可是国家要求留下，自己也就留下来了，留在了昌都地区交通局去管理公路养护段。”大爹说。我问大爹转业时为什么没选一下工作，比如说去公安局，工商局，文化教育局，民政局，他说那时的人，党叫干啥就干啥，咱没文化，管公路养护还有个好处，业务单纯，能保证公路畅通就行。“西藏的公路每10公里就有一个道班，从成都到拉萨有几百个道班，昌都到波密多公里有四十几个道班，那时候道班工人都配着枪，”大爹说虽然剿完了匪零星残余还在。“我下去的时候一个道班就是一个班，像部队编制，三个道班是一个排，道班上机关枪步枪都有，出去养路的时候带着枪，关键的时候可以打土匪。尽管这样，昌都青泥洞有三个道班，遭到了一伙土匪袭击，三个班的人都被打死了。”大爹先驻扎吉塘县养路段，后来调到昌都地区养护段，工作多年后到扎木地区养护总段，从十几个道班到管几十个道班，上百个道班，最后管理着从东到金沙江畔西到林芝几千公里的公路主线支线，还有滇藏线路的养护，这么漫长的线路，地质复杂，不断有山洪爆发、道路塌方、泥石流灾害。他也就要不断的四处奔走，指挥抢修，现场调度解决问题，一年有两百多天回不了家。他说“西藏交通险恶地带很多，川藏线通麦山沟经常有泥石流爆发，有一次一辆卡车行走，一块石头挡着路，司机下去搬石头，结果山上一块大石头滚下来，把一车十几人全都砸在了山沟里，一个也没活下来，最后在出事的地方立了一块碑。“第二年昌都地委的夏书记路过那地方，说想看看往年灾害发生的地方，下车走不了几步，又赶上泥石流，结果也被石头砸死了。“一次五辆军用卡车通过通麦山沟，又赶上一次大滑坡，一个人也没幸存下来”。就是这个地方，他曾经去指挥过排险，所以印象特别深刻。“西藏的养路工人太苦了，那时候没有柏油路，全是泥土路，工人都是人工作业，劳动工具是铁锹、十字镐还用肩挑泥土，可是工人们的工资却很低，道班工人长期劳累过度，高寒缺氧，身体状况都很差，人晒得很黑。当时西藏流传着一句顺口溜，‘远看是要饭的，近看是掏炭的，细看是养路段的’”。大爹说他年进藏时工资是元，到年内调时工资是元，调回河南省工作时去了高原补贴工资是元，几十年工资没涨，当时还减少了几十元。至于为什么减工资，他说从部队转业后，不久他到拉萨开会，自治区领导说国家经济困难，军队转业地方的同志工资高，要多为国家着想，应该取消军龄补贴。他回到昌都后第一个申请取消了军龄补贴，工资从元减到了元。后来发现那些没有申请的，以后多少年都还一直拿着军龄补贴，没减工资。也不是没涨工资的机会。和大爹谈话中得知，每次轮到调整工资，大爹看到养路工人们拿着那么少的工资，自己作为军队转业干部，比人家待遇优厚多了，就一次次把调资的机会让给他人。他从年转业，从县养护段段长到地区养护段段长，再到大区养护总段段长，最后调任昌都地区交通局局长，职务调整很多次，可是工资一分钱也没涨过。这么多年，把涨工资的机会全都让给了别人。“这不是太亏了吗？”我说。我忽然想到这些年来，内地援藏的干部去西藏工作三年就要提拔一级，要涨工资，这都是要讲条件的。大爹说，“什么叫亏？比比那些躺在地下的战友，咱们算赚大了”。他说当时和他一起出去当兵的，牺牲的多，活下来的少，比如化树塔的张茂清，打到甘肃的时候已经当上了副营长，还是牺牲了；土门村的郝根月，48年在陕北就牺牲了；扒楼沟的七十二，桥头村的李外孩，青草沟的王新宝等人都是在陕西牺牲的；土崖塔的王利虎，木瓜耳的张存儿，也在陕北牺牲了；“还有青草沟的王坝子，人家还是独生子，也在前线牺牲了，咱们村的张买子，有文化人也机灵，也牺牲了。这么多人本来都可以活到白发苍苍，儿孙满堂，可是连新中国都没看到就牺牲了，说起来就让人难受。想到那么多牺牲的战友，咱们能活到现在，还敢说亏吗？”大爹一口气讲了这么多人，我想七十多年过去了，老人如果不是经常怀念这些战友，他记忆力再好，这么多人的姓名和籍贯，他也早该忘记了，至少是不会记得这么清楚。大爹接着告诉我说，至于活下来的，有多少战友都残废了。比如杜家塔的黑子，炮弹炸掉了一只胳膊，复原后回到村里赶了一辈子的牲口；偏梁的王连奎，打榆林的时候炮弹碎片打进胸腔，一走路就疼，成了二等残废，回乡也当农民；韩家塔的韩茂青，刚出去的时候和他一个班，也是打仗残废了，回来当了一辈子农民…….这么多了说不清，他说和这些人比，咱们能说亏吗？大爹最后说，那些活下来的老乡，打完仗大多回乡了，他记得扒楼沟的张亮子，曾经当过侦察排长、连长，抗美援朝回来后，国家给了二百斤小米，就回乡当了农民；杏岭的三老虎，打完仗回到村里当了一辈子的泥水工；还有东庄墕的尚拖驹，打完甘肃回乡也当农民，咱和这些人比，还好意思说亏吗？到此我算明白了，多少年来从没听过大爹抱怨生活，对于吃不吃亏，他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大爹讲到这些时，用手摸索着稀疏的白发，仿佛一身的倔强和忠贞固执就安安稳稳的驻扎在脑瓜子里。大爹说自己没多少文化，没为国家做过什么大的贡献，更没感觉到自己有多少功劳。看得出，在国家和社会面前，并没有觉得自己有多么理长。这就是老一代的共产党人！至此，我才算真正明白了。我并不认为，大爹一生所做的这一切，仅仅是出于穷苦人对于共产党的一份感恩，他的所作所为，还包含着那些死去的战友传递给他身上的一份责任感，一种活下来的人对国家对社会应有的奉献，他把自己的义务和战友传递给他的责任，自觉自愿的融合在一起，并且背负起来了。我也不认为，大爹在他们那一代人之中是个特例，在那一代老共产党员中，秉持他这种人生态度的，应该是成千上万，多的数不过来。细想想，没有这代人为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建设去顽强奋斗，没有这代人充当民族大厦的支柱和砖瓦，没有他们坚韧不拔的付出和奉献，祖国的解放和繁荣富强还不知道要延缓多久。他们平凡、普通；他们也高贵、令人敬仰。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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