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
.10.24
老赵的记事本
1
七十年代最后一个九月，我们在浬浦中学的校园里，长成了一排排的麦苗或向日葵，带着田野的气息，朝气蓬勃。
2
继马剑中学文科复习班红火之后，年9月，浬浦中学也开设了文科复习班。全县各地，高考落榜的复读生，从四面八方，走向这所百废待兴的乡村中学。
在进入这个复读班前，我刚从王家井农业中学的茶园里走出来，在我家楼上，靠窗的一张破台子上，不断地划一行很流行的话：能不能读大学，是穿布鞋还是穿皮鞋的分水岭。
经当时浬浦中学教务主任赵裕章老师的介绍，我得以进入文科2班，开始了“鲤鱼跳龙门”的最后一跃。
3
浬浦中学的大门，苍老得有些颓败，临街而开，门口是一个碾米加工厂。进大门，便是一个铺满煤渣的大操场，操场左边是司令台、办公楼和两层的教学楼，右手一长溜的矮平房，是我们男生宿舍。
那时候操场的高音喇叭里，柔情万种、翻来覆去，播着一首歌，叫《送别》。
“送君送到大路旁，君的恩情永不忘，农友乡亲心里亮，隔山隔水永相望……”
或许那时候还播放过其他的歌曲，但我的记忆中，惟留下这首电影《怒潮》的插曲《送别》。
午餐和晚餐时间里，学校便开始放这首老歌，歌声里，我们这群野蜂，从一个个教室的蜂巢里钻出来，又快速挤进了潮湿而逼仄的食堂，雄性激素的嗡嗡声，充满了食堂的每个角落。
我们从一叠叠饭盒里，抽出属于自己的那一个，偶尔买点看不到油星的小菜，往饭盒里一扣，边走边狼吞虎咽起来，人还在往寝室赶的路上，吃饭的任务已经三下五除二地完成了。
那时学校为了食堂管理方便，让同学们自由搭配，每四人组成一个蒸饭小组，用一长绳把四个饭盒扎出一个“吃饭互助组”，淘米蒸饭的活儿当然得由吃饭速度最慢的同学负责。开始时我也做过几次淘米蒸饭的活儿，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训练，我的吃饭速度从开始的五六分钟，迅速缩短到一分钟之内。现在想来，这就是人家说的竞争出效率、竞争出水平，逼一逼，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是可以创造出来的。
速度慢，轮到淘米、扎饭盒的同学，有时内心不畅快，于是要么给其他同学饭盒里多放水，蒸出来的是一盒粥，要么少放水，蒸出来的是夹生饭。
4
那是一个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匮乏到一碗红烧肉都成了一个遥远的梦想。
大部分同学一杯干菜或蒸黄豆吃一个星期，是很平常的事，而且那干菜、黄豆都少油，一阵风就能吹走半杯干菜。有的同学，2分钱一块豆腐乳，居然可以吃一天。
我是很幸福的。医院里，有我母亲卫校时的小姐妹，我称她丽朵阿姨，每个星期，她都会给我炒一杯榨菜肉丝。
医院位于镇头溪边。爬上二楼的台阶，便是宿舍楼那条隧道般的走廊，楼道顶上的那盏路灯，朦胧昏黄，但每次走到这里，心中总会滋生出一种暖洋洋的感觉。
丽朵阿姨，围着那个煤油炉子，帮我炒榨菜肉丝，那种香、那种美味，能穿越时空，一直到现在，都弥漫在我记忆深处。
但也有家庭条件很好的哥们，城关的，居然搬整条咸猪腿来，挂在床边，对于绝大部分同学来说，那挂着的简直就是一个天方夜谭。
食堂里那点吃的，显然远不能满足我们刚刚开始发育的身体。
于是我们一小撮同学，便打上了哥们那条咸猪腿的主意，切出一大块来，再翻过男生宿舍的围墙，从当地村民菜园里偷来大蒜，悄悄进入食堂，买通食堂师傅，开始做咸肉、大蒜面条。
那面条，盛了满满的一大脸盆。那天，在溪边，芦苇丛中，我们土豪般地大碗吃面，每个人的肚子都撑成了横的。最后剩下的面条倒入了溪里。不知道谁嘴碎，把这个细节传播出去了，班主任在班上，不点名地将我们当作地主老财声讨了半节课。
5
艰苦，是一层厚重的壳，覆盖了我们的全部生活。但这层壳的下面，青春的萌动，如同冰凌下的潮汛，不管白天黑夜，咔嚓咔嚓地响个不停,肆意勃发。
我们在这里，曾观看过独一无二的裸体广播操表演。
学校上游是一个大型铜矿，于是镇旁边的小溪，便整个儿被污染了，水里都是铜绿。夏天里，男生们便想方设法寻找干净的水源洗澡。
男生宿舍后面是一大片菜地，而菜地旁边有一条小溪，说是比较干净，不知为什么，我好像一直没有走近过这条小溪。某天傍晚，男生宿舍一片哗然，大家齐声喊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我不知缘由赶过去一看，竟是班上两个男生，在这条小溪里沐浴完毕，上岸，赤身裸体地做着广播操。
这边宿舍里大声叫好。那边厢却旁若无人。
这两男生，一个是南兄，现在中央某权威媒体任内参部主任，我去北京时，与他聚过，他回乡来时，我们也聚过几次，依然开朗豪爽，喝酒喝到腿软仍不肯罢休，酒后更是麦霸一个，老歌新歌唱个遍。另一个是民兄，现供职于省内某地市文联，这家伙愈发豪放，两箱啤酒不在话下，酒后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高声吟诗、激情四射。
前段时间同学聚会，大家依然记得这个经典桥段，说起恍如眼前。
因为宿舍潮湿，卫生状况又差，有段时间，好多男生身上长了疥疮，奇痒难受，传统的治疗办法，便是涂抹硫磺膏。于是整个宿舍里，霉干菜的气息，又夹杂着一股浓重的硫磺膏气味。
长疥疮的，南兄又是其中一个。
据说，疥疮是要传染的。课余，南兄便脱下贴身衫衣，在宿舍里，把它抡得大风车一般，一边夸张地叫着：疥疮来了！疥疮来了！一边追赶宿舍里的同学，于是宿舍里，同学们避之不及，四处奔逃，鸡飞狗跳。
6
浬浦中学，是诸暨办学历史最为悠久的学校之一，曾经声名显赫，为抗战时“战时利普补习中学”。
我们刚进去的时候，这所学校，刚开始疗治文革创伤，走上正道，由周启新担任校长、陈乐溥任书记。
周启新校长在有次全校大会上，因口误“红的蓝墨水”，被同学私下里传为笑谈。陈乐溥书记，精瘦，矮小，戴一付金边眼镜，严肃得脸上没有一点笑容。
我们的课任老师，大都学有专长，学校不拘一格，从全县各地抽调而来。
班主任老师周金鑫，语文老师，瘦小，精干。对于他的课，我记忆中早已模糊不清了，但他上课时的那种激情，我依然记得十分清晰，他的声音尖细而响亮。可能因为眼疾，周老师经常流泪，随身一块手帕，时不时擦一下眼睛。
数学老师侯月达，是宁波人，永远把“一条直线”叫作“一条直细”。因为我数学成绩奇差，所以，数学课对我来说，永远是一堂听不懂的天书，我只记得侯老师那似笑非笑，眯着一只眼睛的样子。
孙文湘老师，一个干瘦的老头，教我们地理。他教我们时，估计已经六十多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或许更大。大概属于退休返聘。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是否这样写。但我永远记得，平时佝偻着身子的他，一旦站上讲台，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他激情飞扬的样子一直刻在我的记忆中。他讲地球洋流时，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对重要知识点会不断重复：向左转！向左转！向左转！那声音高亢有力，甚至有点声嘶力竭，并且辅以手势，形象用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向左转”！“向左转”！“向左转”！与侯老师的“一条直细”一起，成了我们课后重点复习的句子。
历史老师蒋仲法，可能因历史问题，刚被“解放”，四十好几的人，依然单身一人，他的课也很深同学欢迎。听说，他是学校最早被评高级教师的老师之一。
7
那时的我，和城关的吴声华、何煊、寿康等一起，都属于“坏分子”之列。
有两次，我被班主任周金鑫老师骂得狗血喷头。
一次是因为翻墙看电影。
学校旁边一个叫外庄的村子放映露天电影，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具诱惑的事情，我和班级里几个同学，终于没有抵挡住这诱惑，逃出夜自修的教室，走进了电影中的情节。等回来时，见大门已经上锁，只好翻墙而入。人落地还没有站稳，耳边便传来十分威严的声音：原地站好！于是我们几位还没有从电影的情节中醒过来，便耷拉着脑袋站到了办公室里。我到现在也想不清，个子矮小的班主任老师，从哪里爆发出那么大的力量，他整个人一直在地上蹦着，把一本教科书摔得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现在想来还历历在目，心有余悸。
一次是因为洗澡。
某天傍晚，我们几个同学，结伴去一个山塘水库洗澡，却不料被路过的体育老师发现，状告到班主任那里。第二天语文课，周老师铁青着脸，让我回答问题，我觉得回答得蛮完整的，但他依然让我笔直地矗在那里，不许我坐下，接着，他又把何煊等几人一个一个拎起来，回答问题。然后，他将书一摔，又开始蹦起来，到这时，我们恍然大悟，这场风暴的起因，是昨天山塘水库洗澡所引起的。
及至年长，等我也做了老师，才真正领悟到老师恨铁不成钢的良苦用心。
如果说，现在这批“坏分子”都有点出息，正是得益于当年老师的谆谆教诲，特别是得益于班主任周金鑫老师的严厉管教。
8
浬浦一年，浬浦的老街，近在咫尺，却少有上街的机会。
出校门往右，就是老街的街口，由东向西延伸而去，如一根沧桑的树枝，上面挂满了老店铺。
老邮局、理发店、南货店、布店……一路排过去。我们偶尔上街，大多是为了寄信向家里要钱，或者是去那家老书店看看。
那家书店，是街上唯一的一家书店，最醒目的，是墙上挂着的红红绿绿的年画，还有陈冲、刘晓庆饰演的电影《小花》的剧照。我在这里曾买过欧阳山的《三家巷》和冯德英的《苦菜花》，那一年里，让我如饥似渴读过的，或许就是这两部小说了。
可惜这两本扉页上写着“赵智国，，购于浬浦书店”字样的书，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三十余年后，因公干，曾经在浬浦老街的青石板路上，踢踢踏踏地走过。但原先老街的记忆，和门板上的红色油漆一样，老早斑斑驳驳，形不成一个完整的形象了。
9
年的7月，我们又在《送别》的歌声里，匆匆走出校门，开始走向全国各地。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首歌曲、一段音乐和它毫不相干的时光，竟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它像那段时空中，一朵特定的花蕾，开放出我们记忆中的独有的模样和独有的芬芳，我们虽然遗忘了许多事情的细节，甚至连它的轮廓都已模糊不清，但和那段往事相关的音乐，却从来不曾老去，偶然音乐响起，所有曾经的记忆就会少年般地活跃起来。
《送别》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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