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作者：瞿冬生丨今日主播：高飞远翔
由于市面上猪肉价格不断上涨，猪，成了网红热词，也成了财富的象征。有个“城里人”戏称：“要是有地方，我也养几头。”眼下，在城市里是不可能养猪了。早在四十多年前，走进温州城里的背街小巷，还时常会闻到猪栏的气味，听到“呐呐”的哼声，甚至还能看到凄厉嘶叫的杀猪场景。
古往今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活印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资极度匮乏。过来人都知道，粮食、副食品等等都是定人定量凭票供应的，而且远远满足不了人们的生活需求。因此，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也普遍养些鸡鸭，以弥补家庭生活缺口。当然，有条件养猪的并不多。
那时，我家住在市区广场后巷一间二层砖木结构的公房，斜对面是紧闭的六中（实验中学）后门。门两侧各有一窗，踮起脚趴在左边的窗台，能看到张崇迪老师（他住附近六中宿舍，因而认识）教学生画画的一幕。
门对面围墙根，有一株苦楝树。花开时节，拿张竹椅坐在树下乘凉，总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民间传说，苦楝树的皮能治疥疮。那时，生疥疮的人特别多，这株苦楝树就常常遭受剥皮之苦。不知道苦楝树的“苦”字是不是因此而得名。树大遮阳，我们在苦楝树下搭过一个鸡舍。
鸡舍搭建之前，我家养的鸡并不多，只有两只下蛋的母鸡。白天放养在外面的草坦里，偶尔给它喂些鱼骨饭渣。夜幕降临，赶鸡进笼，回屋过夜。不知道温州人为何要用“鸡头鸭脑”比喻笨头笨脑。公鸡司晨，母鸡下蛋，尤其是母鸡，总要回家待产，不在外面偷生，能说鸡笨吗？
那时家里的灶台比较大，一边烧煤球，一边烧柴火。我们在灶下空间内放个旧脸盆，铺些稻草，便是母鸡最温暖的“产房”了。不过，刚会下蛋的鸡，怕生，最好用木板遮挡一下。不然，人一走动，它就惊恐不安。
说起养鸡，隔壁阿云妈是一把好手。她在丝绸厂工作，经常买些蚕蛹喂鸡，所以她养的鸡特别肥壮。有一年她养了只“白洛克”，毛色雪白，鸡冠通红，昂首虎视，高大威猛。若有人靠近驱赶，它不但不跑，喉咙“咕咕”作响，猛冲过来狠啄。有个穿开裆裤的小孩（恕不指名道姓）不知“白洛克”是只“鸡老虎”，竟挥动小手拍打，结果小鸡鸡被啄出了血。旁人见了，说：“这鸡吃铜末了。”鸡吃了铜末就会啄人么？我没有考证。不过，温州人比喻凶巴巴的人，也是说“这人铜末吃的！”
小孩子与小动物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孩提时，卖鸡苗的小贩经常经过家门口。他们一肩挑着两个大箩筐，箩筐里密匝匝的雏鸡“叽叽”叫着，很是可爱。我总是跟母亲嚷着要买几头“鸡儿”“搅搅调”（玩玩的意思）。闹过几次，总算如愿。那时没啥玩具，有几只小鸡做伴，也是一件快活的事。
记得读初中时，阿云妈曾带我去将军桥的“孵坊”买过鸡苗。那个“孵坊”在将军桥教堂附近，如今已被拆得无影无踪了。“孵坊”里，东一堆，西一堆，到处是软绵绵黄澄澄的雏鸡，眼睛都看花了。阿云妈说话向来干脆利落，告诉我：“娒，捉鸡儿，要捉脚粗的，有力，好养！”“撮牢一只鸡脚，提起来看看，头朝上翘的是雄鸡，头耷拉下去是雌鸡。”听了阿云妈传授的“鸡经”，虽然心里有了些底，最后还是请她帮我“捉”了十几只。
当时，城市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准居民随处放养鸡鸭。我们就用竹条、木条钉做了一个两米多长可折叠的“凹”字形围栏，搭在对面的围墙根下，把“孵坊”“捉来”的十几只鸡儿圈养在里面。那一阵子，墙根下一排都是鸡舍，紧挨着我家的是阿云家的，再过去是阿明家的……所以，每当公鸡打鸣，总是此起彼伏。
一天，不知道是关在笼子里缺少运动，还是贪食吃多了，发现有只鸡儿“胀膯”，趴在那里，奄奄一息。温州话“胀膯”，指鸡消化不良，形容嗉子鼓胀。那时候我胆子蛮大的，竟敢自己动手当“兽医”。我拿来刮胡刀片，割开鼓胀的鸡嗉子，把里面没有消化的米粒等食物挖了出来，再用缝衣针将刀口皮跟皮肉跟肉缝合起来。其间，小鸡也不闹腾，只是“啾啾”叫着，也许小鸡也知道我在救它吧。幸好小鸡命不该绝，活了下来。这也算是少年时光颇为得意的一件事。
又过了一段时间，城市管理再次提升，市内统统禁养鸡鸭。刚开始，我们还跟“纠察队”“躲猫猫”，知道哪天有检查，就把鸡舍拆掉，把鸡关在屋里，等“风头”过去了，再把鸡舍搭起来，把鸡赶进去。
……
再后来，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物资供应充足，农副产品应有尽有。从此，我再也没有养鸡的念头了。
策划：刘曜
美编：胡安攀丨编辑：周弧
监制：胡恩强周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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