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心理读书会·第二季
《创伤与复原》
页码：P71-P77
编辑：蔡燕兰
.11.18
第四章囚禁
使他人成为奴隶的手段有明显的一致性。
世界每个角落的人质、政治犯、集中营创伤患者所做的描述惊人的相同。
国际特赦组织于年收集了来自世界各个不同文化区域之政治囚犯的证词，并印制成“权威统治表”，其中对这些手段有详尽的描述。
在专制的政治体制中，我们有时能够追踪出他们所使用的高压手段，从给一个秘密警察组织或恐怖团体流传到另一个。
在妓院、色情行业和家庭中，这些相同的技巧也用来征服女人。
在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中，皮条客和色情业者有时会互相交换如何使用这些高压手段的心得，系统化地使用高压机巧以逼良为娼，他们称之为“调教训练”。
就连在家庭的情境中，那些施暴者既不属于任何大型犯罪组织，也不曾受过此类技巧的正式训练，但似乎也能不断自行创新使用这些技巧。
心理学家沃克在对受虐妇女的研究中，观察到一些施虐者使用的高压技巧，“虽然每个人皆有独特之处，但仍有惊人的相似性。”
要确立达成控制他人的手段，基本上要有系统地重复施加心理上的伤害，这些手段是用来剥夺权益和孤立受害者的系统化技巧。
心理控制的方法为灌输恐怖和无助感，并摧毁受害者在与他人互动中的自我感。
虽然暴力是造成恐惧的普遍方法，但加害者可能不会经常使用暴力，而把它当成最后的法宝。
要让受害者持续生活在恐惧的状态中，根本不需经常使用暴力，给予死亡或者严重伤害的威胁，要比真的诉诸暴力多得多。
威胁要伤害其他人，通常和直接威胁受害者的效果一样好。
例如受虐妇女通常会报告说，假如她们胆敢逃走，施虐者会威胁要杀死她们的小孩、父母或任何庇护她们的朋友。
不按牌理出牌与无预警的暴力相向，和反复无常地实施琐碎规矩，都会增加恐惧感。
这些技巧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受害者相信：加害者是全能的上帝，抵抗是枉然的；她赖以生存的唯一方法，就是用绝对的顺服赢取他的宽大垂怜。
加害者的目标是：不只要灌输给受害者死亡的恐惧，也要灌输她该感谢是他让她还活着。
家庭或政治的受难者常常会提到一种状况：他们相信自己会被杀害，只是在最后一刻被赦免了。
经历过多次这种死里逃生的戏码后，受害者可能会很吊诡地开始视加害者为她的救世主。
除了制造恐惧感，加害者还会想办法破坏受害者的独立自主性。
他用仔细且彻底地检查和控制受害者的身体与生理功能，以达成这个目标，他会监视受害者吃什么、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上厕所、穿什么衣服。
当受害者的食物、睡眠和行动受到剥夺时，这种控制将导致受害者身体羸弱不堪。
但就算受害者的基本生理需求尚能满足，这个对身体自主性的打击，会羞辱并削弱他的勇气与自信心。
一位政治犯范琳娜·拉图辛史卡亚如此描述其加害者所使用的方法：
一个人从婴儿期就被反复教导的那些人类行为常规，受到蓄意且系统化的破坏。
喜欢干净应该很正常吧。
……感染疥疮和皮癣、住的地方污秽不堪、闻到的是馊水桶的恶臭——然后你会开始后悔当初为何要行为不检！
女人应该比较害羞吧？那更有理由在搜查时把她们脱光光……
一个正常的人会唾弃粗暴和谎言吧？
两者你都会遇到一大堆，你将需要用尽所有内在资源努力记住，还有……另一个真实世界……
只有发挥最大可能的意志力，才能保存你之前所拥有、正常尺度的价值观。
在一些异端宗教团体中，成员可能在饮食与服装上有严格的戒律，并可能受到彻底审查是否破解。
同样地，性和家庭的囚犯经常描述，她们不断地遭到巨细靡遗的盘问，以致睡眠遭长期剥夺，她们的服装、外表、体重和饮食也受到严密监控。
而且几乎对所有的女性囚犯而言，无论是政治的或家庭的，对身体的控制也包括性的威胁与侵犯。
一位受虐妇女描述她的婚姻强暴经验：
那是个很残暴的婚姻。
他非常大男人主义，他觉得他拥有我和孩子——意即我是他的财产。
在我们刚结婚的最初三个星期，他就告诉我要尊他如上帝，他的话就是圣旨。如果我不想做爱但他想要，我的意愿是不重要的。
有一次……我不想做爱，为此我们吵翻天。
他因为我胆敢拒绝而狂怒，我一直抗议和恳求，但他说我是他的老婆，所以无权拒绝他。
当时我们在床上，因此他能够用身体压住我，他的体型比我大得多，将我压得动弹不得，他就这样强暴了我。
一旦加害者成功做到对受害者日复一日的身体控制，他不只成了恐惧和羞辱的源头，同时也是慰藉的来源。
有饭吃、能洗澡、听到一点亲切的话，或其他一些人类基本生活质量的小小满足，对长期被剥夺这些需求的人，可能变得有强大的吸引力。
加害者也可能进一步给予会上瘾的毒品或酒精，让受害者更无反抗能力。
这种捉摸不定地给予小恩小惠的方式，对受害者心中抵抗意志的破坏效果，远比持续剥夺和恐吓大得多。
曾经成为恐怖分子人质的帕特里夏·赫斯特描述在被监禁时，如何因她的顺从而得到生活质量小小改善的回报：
由于开始同情他们的理念与作为，我愈来愈常被放出衣柜外。
有时他们会让我和他们一起吃饭，当他们在开会或有读书会时，偶尔会让我蒙着眼作者和他们一起待到很晚。
晚上被锁在衣柜中时，他们允许我把眼罩拿到，那真是一件幸福的事。
那些察觉到这种高压控制方法的政治犯，会用尽全力保持自主感。抵抗的方式之一是拒绝服从一些琐碎的要求或接受小惠。
绝食抗议是这种抵抗的极端表达方式，因为囚犯让自己遭受到比加害者想要的更大损害，等于是宣示他的完整自我和自我控制权。
心理学家乔尔·迪斯戴尔描述一位在纳粹集中营里的女性囚犯，她在犹太教赎罪日禁食，以证明加害者无法打败她。
政治犯纳坦·夏仁斯基如此描述积极主动抵抗的心理效果：
只要我宣布我要绝食抗议，我就不再有绝望和无助的感觉，也纾解了被迫忍受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务暴虐对待的屈辱……
过去九个月持续建立起来的悲愤而赤烈的坚定决心，现在让一种奇怪的轻松所取代；而最终，我总算有效地保卫了我自己和我的世界。
加害者使用偶尔略施小惠的技巧束缚住受害者，最复杂的形式出现在家庭凌虐中。
由于并无实体的障碍以防止逃跑，受害者有可能在一次暴力伤害后企图逃走，却经常被说服而回来。
并不是因为受到更大的威胁，而是因为加害者向她表达歉意，说多么爱她，承诺一定会改，并诉诸她的忠诚感和怜悯。
然后会有一阵子，两人关系中的权力结构似乎逆转了，因为此时加害者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尽其所能地赢回受害者的心。
他占有欲的强度并未改变，只是性质有戏剧性的转变。
他坚称他的跋扈行为正好证明他是多么爱她和需要她，可能至少他自己相信是如此。
甚至他辩称他的命运完全操在她的手上，而且她完全有能力终止家庭暴力，只要她能做得更多以证明她对他的爱。
沃克观察到，这个“和解”阶段，是瓦解受虐妇女心防的关键步骤。
一位最后终于成功逃离此种受虐关系的妇女，如此描述这种间歇性施予小惠的方式如何将她绑住：
它永远不停地周期性循环着……
而最奇怪的是，在“好时光”的期间，我居然几乎不记得曾有过的坏日子。
真相是有两个我在过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
然而，要达到完全的支配，通常需要更多的方法配合。
只要受害者仍保有任何其他的人际关系，加害者的掌控力就会受到限制。
就因为这个原因，加害者一般都会想方设法防止受害者从其他地方取得任何信息、物质上的帮助或情感上的支持。
政治犯的故事中，充满这类的叙述，加害者企图防止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并努力使他们相信，他们最亲近的同志都已经忘记或背叛他们了。
家庭暴力的记载中大多会有的描述，则是受害者被仔细地监视着，像是跟踪、偷听、截取信件、截听电话等，如此即可将受虐妇女孤立限制在家中。
再使用对受害者不贞的无情指控，加害者会要求受害者以行动证明她对他的忠实，像是放弃工作（也就是放弃使自己经济独立的收入来源）、朋友甚至与自己原来家庭的关系。
要摧毁依恋关系，需要的不只是将受害者与外界隔绝，还要将受害者留存在心中、会与他人产生关联感的影像一柄破坏。
为达此目的，加害者通常会尽最大努力夺取受害者拥有的任何重要象征意义的物品。
一位受虐妇女描述男朋友如何要她为表达忠诚而做的仪式性牺牲：
他没有打我，却狂怒不止。
我以为那是因为他很喜欢我而在吃醋，但我后来发现那跟喜不喜欢一点关系也没有，那是很不一样的。
他问了一大堆有关我在认识他之后曾和谁一起约会过之类的问题，还要我从家里拿出一大沓信件和照片。
然后让我站在路上一个排水沟前，他站在我前面命令我一件一件地往排水沟里丢——先撕碎再丢。
在这种关系的最初阶段，受害妇女还能说服自己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象征性让步。
受虐妇女的描述中充满这种不情不愿的牺牲，此种牺牲正以一种缓慢不易察觉的方式腐蚀她与他人的联系。
许多妇女事后都形容自己原来一步步地踏入陷阱中。
琳达·拉芙蕾丝是一位受压迫的妓女，也是色情影片的演员，她描述了自己如何逐渐落入一个皮条客的圈套中，他开始即说服她断绝与父母的关系：
我跟他跑了。
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真是鬼迷了心窍……
没有人押着我做什么，当时还没有。
每件事都是温和而渐进地，一小步，然后再一小步……
它从非常细微的地方开始，直到过了很久以后，我才了解它的模式。
那些对此种控制手段和抵抗策略已发展出高度认知的政治犯和宗教犯，一般都能了解，被孤立是需要不惜一切代价以避免的危险，对于与外界保持联系这件事，更绝无所谓小小让步的可能。
就如同加害者紧迫盯人地破坏他们的人际网络，这些囚犯也毫不松懈地想尽办法保持与外界的联系。
他们刻意地练习在心中唤起所关爱的人之影像，以保存与外界的联结感。
他们也努力保留象征自己节操的物品，可能是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一枚结婚戒指、一封信、一张照片，或其他一些有情感意义的小纪念品。
这种对外人而言可能像是英雄行径或愚蠢作为的冒险，其实有其极端务实的理由。
在长期隔离的情况下，囚犯需要这种“非常时期的物品”以保持自己与亲友的联结感。
他们深刻了解，失去这些情感的象征物，也将失去自己。
当受害者被隔离时，她会变得越来越依赖加害者，不只是为了生存和求得温饱，还为了取得信息，甚或情感上的支撑力量。
她愈是害怕，就愈会忍不住抓紧唯一可得的关系：与加害者的关系。
由于缺乏任何其他的人际联系，她会试着寻找加害者较有人性的一面。
无可避免地，由于缺乏任何其他的观点，受害者将逐渐变得用加害者的角度看世界。
赫斯特描述与绑架她的人之间的相处，她原以为可以感化智取他们，但不久之后，被同化的人却是她：
随着时间流逝，虽然我几乎觉查不出来，但他们却完全改变了我，或者说几乎完全改变了我。
我就像一个战俘，一直蒙着眼关在衣柜中两个月，他们对人生、政治、经济、社会现况和近来大事的诠释，不断密集地轰炸着我。
每当我被放出衣柜，我都想故作幽默地模仿他们老是重复的一些话和口号，虽然我本身不相信那些鬼话。
然后……一阵麻木感向我袭来。
日复一日生活在这个新环境中，为了让自己神志清醒且心态平衡，我已学会表现得非常机械化，像个好士兵，做吩咐我做的事并搁置内心的怀疑……
他们认知的事实全然不同于从前我所知道的事实，而现在，他们的事实却也变成我的事实。
政治犯和宗教犯都很清楚，和迫害他们的人建立起一般的人际关系是很危险的事。
在所有的受害者中，政治犯和宗教犯是对抵抗监禁所带来之腐蚀性心理影响最有准备的一群。
他们自己选择了这条人生道路，并对可能的危险了然于胸，他们对自己的理念有清楚的认知，对同志也有强烈的信心。
然而，即使有如此高度自觉与动机的这群人也警觉到，他们任由对加害者发展出情感依赖的风险。
他们保护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毫不妥协地拒绝与敌人建立任何关系，连最表面的社交关系也不要。
夏仁斯基描述他如何感到有股力量将他拉往加害者那一边：
我开始认为在人性的所有特质上，我和那些KGB的爪牙都是一样的。
虽然这再再染不过，但也是很危险的事，因为随着这种共通人性感觉的增长，可能很容易会变成我投降的第一步。
假如审讯我的人是我与外在接触的唯一对象，我将变得依赖他们，并寻求他们的认同。
政治犯和宗教犯需要动员他们所有的资源，以避免对加害者发展出情感上的依赖，但其他一些缺乏足够准备、政治信仰和道德感支持的人，通常会发展出某种程度的依赖。
发生在人质和绑架者之间的依恋关系是经常有的，而非例外。
当长期遭到监禁，一直处于死亡的恐惧和与外在世界隔绝的状态，确实会在受害者与加害者间引发认同感的联结。
有一些人质在被释放后甚至会为加害者的动机辩护，去监狱探望他们，募款为他们打官司。
在受虐妇女和加害者之间发展出的情感联结，虽然情况与人质和绑架者之间的类似，却有一些独具的特质，那是一种基于家庭凌虐中受害者与加害者间特殊的依恋关系。
人质是因突发的意外而遭囚禁，他一开始对绑架者毫无所知，或只是视绑架者为敌人。
但在被监禁期间，人质逐渐丧失之前的信念体系；到后来开始对绑架者产生移情作用，并用绑架者的观点看世界。
相对地，在家庭凌虐中，受害者是经由求爱的方式逐渐地陷入无形的牢笼。
一种类似的情况发生在称为“以爱轰炸”的招募技巧中，一些异端宗教团体即使用这种技巧。
那些与施虐者涉入情爱关系的妇女，起初会将他的占有欲解释为一种热烈爱情的表现。
至于他对她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都感到强烈的兴趣，一开始她甚至可能很高兴，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当他变得越来越跋扈时，她也可能加以淡化或为他的行为找借口，不只因为她怕他，也因为她在乎他。
为了抗拒发展出人质的情绪依赖，她必须对自己的处境有一个新而独立的看法，以积极抵抗加害者的信念体系。
她不只要避免对施虐者发展出移情作用，也要克制业已产生的感情。
她一定得这么做，纵使施虐者用任何充满说服力的说辞要求她，只要再牺牲一次、再一次证明她爱他，就会终止暴力并拯救他们的关系。
因为大部分的妇女会从牺牲自我而保全关系中得到骄傲与自尊，因此施虐者通常能够利用受害者最珍视的价值观让她自投罗网。
所以受虐妇女每次试图逃离施虐者后，通常会被说服而再回来，就一点也不令人惊讶了。
END
阅读完day11内容，你或许会发现并释然这个现象：为什么有些长期被监禁的受害者，他们会对施害者予以同情甚至认同。
顺带提一句，建议读者可以仔细结合本书内容，再次阅读一遍台湾女作家林奕含的作品《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一个悲哀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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